写实体作品前景:中国强大了,文学为什么不呢

　　写实体作品的问题与前景

　　在当代中国，真正能体现民族精神和打动人的文学作品，不少是写实体作品。然而在当代文学界，写实体文学作品与小说、诗歌、散文等文体相比，被重视程度一直不够。每当论说文学成就时，有关部门和评论界往往把较重要、较有影响、较直接能反映现实生活及时代风貌的写实体作品习惯性地忽略掉。事实上，据出版和市场管理部门得出的数据表明：近几年，正式的纸介出版作品中长篇小说作品每年约为3000部左右，而写实体作品则在5000部以上，单从数量看，写实体作品其实一直在长篇小说作品之上。而从影响力看，阅读写实体作品比阅读虚构小说类作品的读者，大约多出三成。这说明真实的反映现实生活内容的文学作品总是更能吸引人、鼓舞人和影响人。从单本的图书销量看，情况也不例外。在当下，即使是一本获得过茅盾文学奖的优秀长篇小说，年销售量也难有二三十万册，然而像《苦难辉煌》等写实体作品则可以轻松地达到上百万册。但问题是，为什么在我们的文学界、评论界，甚至包括有关宣传文化主管部门对写实体文学作品却没有足够的重视？更没有提升到一个国家的文学基本水准上加以客观的评价，这也许除了传统的文学价值观和评论体系缺乏科学性外，写实体作品本身存在的问题也是关键因素。因此笔者认为在文学和文化大繁荣大发展中需要对当前写实体作品的创作与发展，进行以下研究和分析——

　　关于文体本身的问题

　　应该说，我国目前的写实体作品归类有些混乱，归结起来通常分为：报告文学、纪实文学、传记文学和纪实作品等四大类。这样的分类有一定道理，因为它根据的是同为写实体作品的不同形态和不同表现内容所进行的分项别类。说这样分类混乱和没有道理，是因为一些人以为凡属于写实体的作品，那么它就应当是非虚构的，其本质就是区别于虚构作品，像区别于小说、戏剧等，这样看似乎是很清晰和明确的。然而，对于那么多非从事写实体的读者甚至一些评论家来说，他们往往也不去分清什么是报告文学，什么是纪实文学，什么是传记文学或纪实作品，于是干脆来个大归口，说这都是非虚构作品。这话粗听起来没错，可从专业角度而论，其实是极不科学的，更是不负责任的，势必造成更大、更多的混乱。在写实体作品中，报告文学、纪实文学、传记文学和纪实作品之间其实差异性很大，它们之间除了内容同为纪实之外，其文体内在特征很不一样。可是我们的一些文学机构和评奖等部门并不去弄明白这些写实体作品之间的差别在何处，因而由于他们的概念混淆而往往造成整个写实体作品的混乱。另外一个原因是：现在许多刊物发表的“报告文学”，其实并不是真正的报告文学，而只是因为它既非新闻报道，又非新闻通讯，也非虚构的小说，所以编辑们图省事，干脆大笔一挥，将它归为“报告文学”。这样误导误判混淆文体带来的后果是严重的，通常大众读者从一些权威性的报刊上看到的那种既非小说、又非新闻报道的东西被归入了“报告文学”，也就因此认定那类东西就是“报告文学”了，这种误导对报告文学文体本身的伤害更是巨大、深远和普遍的。再者，像“鲁迅文学奖”和“五个一工程”奖评奖中，许多评委其实也并不清楚什么是真正的报告文学，什么是纪实文学，什么是传记文学，故而也来个统而归之，都纳在“报告文学”之中，所以奖一出来，大众又以为那就是“报告文学”了。这样的导向性错误，也给写实体作品的文体本身增添了混乱程度。

　　事实上，许多写实体作家即使是获得过大奖的作家，他们自己也没有真正弄明白什么是报告文学，什么是纪实文学，什么是传记文学，也没有弄明白它们之间的差异在何处，故而常常会看到写几十年前、甚至是一百年、几百年前的事都说成是“报告文学”，这实际上是很荒唐的事。一般来讲，报告文学除了内容要求具有新闻性和文学价值外，时效性和当代性也是非常有讲究的。大家知道，今天或当下发生的事是可以成为新闻的，而昨天或前天发生的事是难成为新闻的。那么报告文学中所反映的内容和事件，从新闻性的角度要求，它也需要尽可能是较近、较新发生的事。当然它的新闻性要比纯粹的新闻报道在时间上要求宽泛一些，但写作者应切记：它绝不是没有一个时间上的“新闻”限度，绝不能将几十年、几百年前发生的事用来作“新闻”的。有人说，报告文学中的“新闻性”是作品内容本质上的“新闻性”，这话没有错。既然是文学作品，它更多的是要求文学本质上的新闻性和真实性，但我们也应当切记：报告文学的“本质”新闻性和真实性，同样也必须建立在尽可能是“较近”“较新”发生的真实内容，没有了这样的本质性要求，它只能归类于“纪实文学”或“纪实作品”之列。这从另一方面可以看出，原本属于“纪实文学”或“纪实作品”的，是不能简单地归属于“报告文学”之列的。

　　报告文学、纪实文学还有传记文学由于它们之间的交叉性、相融性很大，无论从时间上、内容上和题材本身都很相近。因此，非专业写实体创作者，更容易把这类所谓“非虚构”作品混淆，甚至懒得去分清什么是真正的报告文学，什么是真正的纪实文学，他们只能笼统地按“非虚构”来认识这些写实体作品。只有那些成熟的从事写实体的创作者自己心里清晰。事实上，报告文学和纪实文学、传记文学之间的差异性还是很大的。报告文学创作的新闻性、真实性和非虚构性及文学性、批判性等要求相对要高得多，它随之带来的采访和材料核对要求也非常高。相比之下，纪实文学没有新闻性的特别要求，时间跨度有可能很长，也可能是较近发生的事，而对事件和材料上的真实性及非虚构性要求也相对松一些，比如写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前的事，写作者一般都是从材料到材料、从史料到史料，根本没有与当事人接触和交往，根本没有第一手资料，所有的写作中的所谓真实性，完全建立在对已有史料的把握上，其中的非虚构其实都可能是虚构的。其真实性是一种公众可以接受的标准，或者说历史已经证明了的客观真实而已。当然，创作者个人的发现占有很重要的一部分，这也是十分必要和可贵的。

　　因此笔者认为，要使写实体作品能够获得更好的发展并赢得应有的社会地位和文学地位，规范文体本身是一项急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非专业人士可以不管，但创作者自己应当清醒地意识这一问题的紧迫性，否则我们创作出的作品会被继续指鹿为马，因而也就没有了可以让人承认的基本地位。

　　文体的尊严，涉及到创作者的尊严和文体发展的前途，中国当代运用报告文学和纪实文学这类体裁从事文学创作的队伍越来越强大，其创作的作品远远超越其他文学样式，在广大读者中具有不可抗拒的强大影响力。繁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事业，建设文化强国，离不开写实体作品的创作，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规范和严肃写实体作品的文体意义是一件紧迫和功在千秋的大事，我们应当予以高度重视。笔者提醒和主张那些编撰《新华词典》、《百科全书》的责任者也能够在罗列“报告文学”、“纪实文学”、“传记作品”、“纪实作品”这样的词条时，要多听听专业人士的意见，避免再出低级错误和不科学的定义。各文学评奖组织和专业管理部门也应当尊重从事写实体创作者们的经验与意见，并通过可能的合理协调机制，认真给出相对科学的“报告文学”、“纪实文学”、“传记文学”和“纪实作品”的文体定义，从而使诸如像鲁迅文学奖等国家级文学大奖更具严肃性和规范性，避免在评选“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这样具有特定规范的文体奖项时，再把自传体或口述体纪实类作品罗列其中的尴尬局面。

　　关于创作指导意识上的问题

　　写实体文学作品在近些年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和生存的土壤，于是有人借助轰轰烈烈蓬勃发展的纪实体文学，提出了大力提倡“非虚构”创作的主张。这样的活动在近几年似乎有些气候，甚至被看做是文学进步。这实在有点可笑和勉强，因为很多人其实根本不了解什么是真正的“非虚构”概念，更不知“非虚构”的概念从何而来。虚构和非虚构在汉语里的意思很清楚，前者完全是“编造”出来的内容，后者则与之相反，必须是真实的，来自于生活中可以对应的人物和事件发生过程中一切真实的内容。而虚构与非虚构较早运用到文学创作中并非是中国作家们的发明，它开始流行于19世纪后半叶的法国、后来遍及欧美进而影响远东的文学流派和文学运动，即我们常说的“自然主义”写作，代表者便是左拉。在左拉之前还有孔德、泰纳等人，左拉则是承袭这些文学大师之后成为“小说界中自然主义或写实主义运动的第一人”，他的自然主义或写实理念集中体现在他的《实验小说论》和《戏剧中的自然主义》等文章中。有学者如此评论左拉的小说创作，他的作品“具有一种‘全景式展示中又注重每一个细节’的壁画绘制风格，他的小说呈现一种纵横捭阖、烟波万顷的体势……在微观上，左拉这种科学式描写又表现为对具体事物、具体场景不惮其详，充满技术性材料的描写。为了使作品做到摄影式准确与真切，左拉不仅要阅读大量资料，而且还要详细进行实地考察；为了写《人兽》，左拉曾战战兢兢地爬上机车头，为了写《萌芽》，左拉下到勒那尔煤矿600米深处”。左拉的这种创作较真劲后来之所以被广为推崇，而且又被21世纪之初的中国作家们重新提及并加以褒扬，重要的原因就是现在的小说家太不注重像左拉那样“深入生活”、“深入现场”了，以为靠自己的一点聪明和才情就可以写出好的文学艺术作品来。文学处在信息和网络高度发达的今天，重提左拉的自然主义是有一定的道理和意义的。然而，现在的问题是，许多人并不太清楚“非虚构”这个概念，这其实是左拉的自然主义“写实文学”的延伸，它特指相对于那些纯虚构的小说而提出的非虚构小说文体创作理论概念，左拉所说的“非虚构”概念实则是现实主义小说创作方向，而与我们所说的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的非虚构性有本质区别。当然，写实体文学与左拉所言的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