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人官”与“狗官”绝非一字之差

“人官”与“狗官”虽然仅一字之差，不仅谬之千里，而且意义却有天壤之别。“人官”与“狗官”，这一类似于把人划分为“好人”与“坏人”的说法，在中国民间较为普及，而通过官员讲出来，甄别出来，应该算是极为少见。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狗官”在现代社会中已经是一公害。据报道，2011年就查出处级以上违纪违法官员4800多名，其中777人移送司法机关。这些违纪违法的官员，就是老百姓骂的“狗官”。

说这个话者不是一般官员，而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他在省委十届十一次全会作总结讲话时告诫台下的公仆们：领导干部要做“人官”，不做老百姓骂的“狗官”。在这样的会议上口出此言，对于官员队伍建设已经是一个大问题了。

做“人官”还是做“狗官”？这是新时代的一个新命题。从古至今，不仅是为官者的分水岭，也是群众评判官员的标尺，要真正将评判的标尺交给群众，将群众评价的结果真正运用起来，从而选出实实在在为老百姓谋利益，为老百姓办实事、办好事的领导干部。

对那些恪守为官原则，为官之德要体现亲民，德莫高于爱民，行莫高于利民，做实事善事的官员，老百姓称之为好官。好官就是汪洋说的“人官”，做的是人事，是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心为民所系。他们首先是成为一个好人，其次才成为好官的。不是好人或者不是“人”，就根本做不了一个“人官”。

对于那些贪赃枉法，独霸一方，欺压、盘剥和欺压老百姓，且无恶不作的官员，老百姓称之为“狗官”。狗的秉性就是趋炎附势，倚强凌弱。“狗官”自然承袭了这一秉性，对处于弱势的老百姓随意欺压，千方百计推入水深火热中而后快，以显示权力和威望。

出现上述问题的“狗官”，主要不是出在才上，而是出在德上。值得注意的是，较近的几个月以来，黑龙江依兰县官场的种种劣迹已经引起多方关注。此前，新华网就曾刊登过评论员文章《“发票局长刘三职”背后隐藏多少猫腻》，谴责依兰县政府部门身兼数职的刘国华，利用负责单位全面工作、财务工作的职务便利，虚开发票公款报销。

时隔3日，北京著名学者给依兰县委三届班子，作的三副意蕴隽远的“讥讽对联”再次将依兰县官场大刀“解剖”，赤裸裸展现在公众面前。纵观近期被曝光的“发票局长”刘国华、“旅馆局长”沈立秋、“张嘴骂人县官”张树文等一批涉贪官员，都可谓能力不凡，但也都是在德上出了问题、栽了跟头。

在以人为本的社会，“狗官”们的恣意妄为和胆大包天，已经使官德丧失，背离党的宗旨，以鱼肉主人为目标。身为“狗官”，前提必不是人，因而做的事都是狗事。汉代的贾谊说：“自古至于今，与民有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大意是从古到今，凡是与人民作对的，早晚都要被人民所战胜和唾弃。黑龙江省依兰县发生的狗官们干的狗事，就是较好的说明。

“人官”与“狗官”，仅是一字之差，其实已经是两个相反的方向。如何做“人官”，而不做“狗官”？涉及到制度，还不仅仅是讲个话和作个要求，就能改变的。做“人官”难，要受制于老百姓，受制于民意。当“狗官”容易，只要看一个人的脸色行事，把下面的人视为草芥，依着狗性并使之张扬就可。

为官者，应当是为百姓谋利益，不以个人利益为重，而以老百姓利益为先；不打个人小算盘，而以大局利益为重；不享受特权，而奉老百姓为衣食父母。

这样的“官”不少，如孔繁森式的好公朴、任长霞式的好局长—黑龙江省大庆市副市长兼公安局长曹立伟。在上访群众眼里，他是“曹青天”、“活菩萨”；在大庆市民眼里，他是“保护神”、“大庆精神新传人”；在省市领导眼里，他是“领导干部的楷模”、“共产党员的榜样”；他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官”。

反之，做“狗官”的人，心里时刻想着飞黄腾达，以做事为手段、以谋官为目的。这种人在名利面前，“钱”字当头、“利”字排先、修养缺失、道德沦丧；“狗官”们干的狗事已经严重损害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良好形象，甚至败坏了社会风气，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么？文/朱孔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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