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就“货币政策及金融改革”答记者问全文

　　3月12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新闻中心举行的记者会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副行长胡晓炼、副行长刘士余、副行长兼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就“货币政策及金融改革”回答了中外记者的提问。根据中国网的直播报道，以下是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答记者问部分。

　　新华网记者：

　　我的问题是，从2月24日开始，人民银行下调了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释放了大概4000亿元人民币资金，这个资金的释放是否提振了股市的信心？这个资金是否会流向房市？我们如何减少它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谢谢。

　　周小川：

　　我来回答这个问题。一般来说，存款准备金率的上调或者下调，主要是调节市场上的流动性。近年来，存款准备金率工具的使用主要和外汇储备增加或减少所产生的对冲要求有关，因此绝大多数情况下，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并不是表明货币政策是松或者是紧。因此，存款准备金率如果下调释放出资金，它是广泛地分布在国民经济的各个方向，也就是说银行有更宽的流动性头寸以后，可以按照它日常的贷款分布向各个部门发放，因此没有一个典型的方向，比如像您所说的是为了增强股市的信心或者是不是主要会流向房地产行业，情况应该不是这样的。

　　举一个例子，在某一段时间里，如果国际收支顺差比较多，中央银行买入外汇比较多，为此吐出的流动性就比较多，此时就需要加大对冲力度，也就是说会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反之就会下调存款准备金率。请大家注意，这个关联是比较重要的。

　　中央电视台和中国网络电视台记者：

　　我想问周行长一个问题，自2008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国际经济形势复杂多变，目前欧债危机还没有结束，国内应对的宏观调控政策也在不断变化。您认为目前国内实施的稳健货币政策和国际经济形势有什么关系？另外，今年实施的稳健货币政策面临的国际和国内两方面较大的不确定性在哪里？央行将如何应对？谢谢。

　　周小川：

　　大家可能会注意到，从传统的货币政策理论和实践来讲，各国的货币政策通常都是针对国内情况的。但本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货币政策和整个国际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危机的爆发和复苏的过程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了。因此我们说，确实货币政策的制定，在较近这五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过程中，与国际经济形势的关系非常密切，甚至主要取决于国际经济形势，这跟以前大家在教科书上所学到的东西有一定的区别。

　　国际金融危机首先起源于美国的次贷危机，随后在2008年秋天深化成大面积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在这之后，由于中国成功地采取了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所以中国经济在全球率先复苏，而且复苏的力度比较强。在这种情况下，也会有一定的负作用，就是说物价指数会有所上升。为了应对通胀压力，我们决定采用稳健的货币政策，应该说这是和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以及复苏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密切相连的。

　　您的另外一个问题与当前国际经济形势有关。当前的国际经济形势，大家可能都知道，一个较大的不确定性还是经济复苏的进程问题，特别是由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所引起的有关欧洲经济和金融市场的情况，大家知道，每隔两三天就会有新的新闻出来，每个人都希望能预测到它的走势，但是恐怕不见得谁能有很大的把握，我们都需要密切地观察和分析。

　　此外，其他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走势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即要看他们能否走出危机的阴影，能否成功的复苏。众所周知，今年还有一些地缘政治方面的新问题。对于这些问题，货币政策都要给予密切的关注。因为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已经非常高，资本流动非常活跃，所以这些都会对货币政策产生重要的影响。

　　较后还要说一句，尽管说国际影响在较近占比较主要的因素，但我们同样也不能忽略我们自身内部经济的一些因素和矛盾，中国作为一个体量很大的、人口很多的国家，内部因素也是非常主要的因素。谢谢。

　　上海证券报记者：

　　请问周小川行长，继续下调存款准备金率的空间有多大？时机应该如何抉择？此外，价格工具有哪些考虑？

　　周小川：

　　从理论上讲，存款准备金率的空间可以非常大，现在是20%出头，但我们也有过比较低的时候，九十年代末期，存款准备金率只有6%。从国际上看，其他一些国家的存款准备金率还有过更低的水平，因此空间很大。

　　但与此同时，要看存款准备金工具的必要性，也就是第一个问题提到的要看市场流动性究竟是多还是少，不能因为说有空间，你就认为可以随意地上调或者下调，还是要针对具体的流动性状况，而这个流动性状况又和外汇占款有关系，和国际收支平衡有关系。通常国际收支平衡都不太可能在短期内发生剧烈的变动。因此，这个问题可以按这样的逻辑来分析。

　　人民银行历来非常重视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较近一年多时间，也就是2010年第四季度到2011年第三季度，曾经五次上调存贷款基准利率，这表明价格型工具我们也是经常使用的。但具体使用的时候，需要考虑到各种约束，包括进行利弊分析，其中特别需要关注的一个因素就是观察对资本流动的影响，因为现在经济全球化，所以要特别关注对资本流动所产生的影响。谢谢。

　　第一财经电视记者：

　　请问周行长，去年您被国际金融领域权威杂志《欧洲货币》评选为较佳央行行长，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声音也日渐瞩目，在世行行长佐立克即将离任之际，很多人呼吁说支持提名您来做世行行长，不知道您有什么考虑？谢谢。

　　周小川：

　　这个问题应该这样说，《欧洲货币》杂志每年都要评一个较佳财长，较佳央行行长，实际的名字叫“年度财长”和“年度央行行长”。我想，中国在金融危机中经济表现不错，金融市场总体来讲比较稳定，应付金融危机还是很有成效的。所以，把“年度央行行长”授给我，我觉得实际上是对中国经济政策的肯定，也是在国务院领导下大家共同努力的一个结果。我觉得这是个好事，但也不见得跟我个人的因素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至于说世界银行行长，这是较近出来的消息，我觉得可能大家需要更多地了解世界银行这个机构和历史，大家会看到，实际上世行行长一直都是美国人，尽管G20说过，以后国际货币基金总裁、世行行长人选的范围是不是可以有所调整，但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生，所以我认为不用操心这件事。

　　金融时报记者：

　　我的问题是关于“银行暴利”的。“银行暴利”的问题近来引起各方关注，有分析说，“银行暴利”主要是和现阶段存在的利率管制以及金融市场准入门槛较高等因素有关，对此央行有什么看法？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和存款保险制度的推出还是有一定关系，刚才胡行长也说过，那么下一阶段尤其是今年存款保险制度会具体推进到什么程度？也想了解一下央行这方面的打算。谢谢。

　　周小川：

　　我先说一下，大家可以补充。首先，这个问题要有一个定义，用“暴利”这个词恐怕有些过分了。我看经济界、金融界对这个问题也都有不少讨论，我尽量不去重复。银行业系统今年恐怕还面临着资本金不足的问题，还有一定的缺口。但是相对于其他行业，去年银行业的利润状况确实是不错的。同时我想讲，对银行业的利润，大家要注意观察，可能有多种因素，其中有一种因素是存在很大的周期性。大家知道，西方金融危机出现以来，有很多银行由于自身的问题，特别是资本不足的问题，导致他们现在不怎么活跃，也不怎么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这种状况也表明，过去有些看着盈利很好的银行现在怎么情况这么糟糕呢，这和经济周期的关系比较大。

　　从亚洲金融风暴到现在，我国存贷款基准利率的利差大致在3%左右，其中在亚洲金融风暴期间高一些，大约是3.6%左右。但是，大家也知道，亚洲金融风暴期间以及危机恢复期间，银行是全面亏损，而且亏损留下的窟窿，之后好多年都没有完全补上。可是那个时候的利差比较高，而现在的利差则有所收窄。所以，高利润是不是完全是利差的原因，还需要进一步分析。

　　说到利差，刚才胡副行长也谈到了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各方面内容，但是各个进程都需要稳步地进行。至于高利润是否和金融服务业特别是银行业市场准入有关系？我觉得这个问题的提出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可能由银监会来回答更准确一些。是否和存保有关系，刚才胡副行长也提到了，存保的建立，作为一种条件，会对于金融市场准入的放宽、对于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对于存款人的保护等各个方面都会起到积极作用，因此是写入今年年初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的内容，这件事情反正迟早是要向前推进的，这个推进确实对于各方面的改革是有好处的，对于将来的竞争格局会也会有好处。因此，这是个积极的因素。谢谢。

　　新华社现代快报记者：

　　负利率时代，居民的储蓄每天都在缩水，有一个统计说，前两年全国居民人均财富蒸发了500多块钱。请问周行长，这个统计是否准确？负利率时代是不是就此终结了？我们在采访中还有委员讲到，说国外大多实行的是复利率计算，这样结算的利率是否高于实际公布的利率？请问我们国内有没有可能推行这种利率计算方式？

　　周小川：

　　实际利率，也就是利率水平减去价格因素，到底是正是负？较近的评论有两个概念，一个是看一年期存款实际利率到底是正的还是负的；同时较近也有一些文章评论，要看一年期贷款实际利率是正的还是负的。所谓一年期贷款利率是正是负，主要考虑的角度，是贷款便宜了还是贵了，会不会引起贷款资源的误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