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产公示的技术路径

作为有着反腐利器之称、被视为打造透明政府重要手段的官员财产公示制度，今年亦无例外地成为两会一个讨论的话题。全国政协委员迟福林在接受采访时就公开表示，财产公开需要一个过程，但不是技术问题，立法更不是难点，而是决心问题。可谓点出了问题的本质。

对于财产公示制度，早在1988年，全国人大就曾

提出立法动议，1994年，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还将《财产收入申报法》正式列入五年立法规划。代表委员更是多次就此提过相关议案和提案，例如，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律师协会副会长韩德云连续7年做的一件事就是提交“公务员财产申报法”议案。但迄今20多年过去，所有这些动议均不了了之。

立法者对财产公示制度害怕什么？过去的一个说法是，官员们普遍反对。但从近两年的有关调查来看，似乎可以排除这一因素。去年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的法治蓝皮书就指出，据调查，七成公职人员支持财产公开，其中，省部级和司局级公职人员比例较高，超过80%认为应当公开财产，即使科级以下的认可度较低，比例也达到了64.4%。而对财产公示来说，并非所有的公职人员都应公示——公示主要针对的是人民选出的官员，是负政治和决策作用的官员。这样看来，几乎所有被要求财产公示的官员反而都不反对公示，至少他们口头上是这样表示。

当然，为使该制度得以建立并推行，在具体的制度设计时，需要找到好的可行的切入点。所谓“好的可行的切入点”，一是要符合目前现状，二是初期涉及面不宜过宽，不该把所有的官员都纳入财产公示的范围。建立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的根本目的，主要是着眼于防范未来的腐败，而不是对过去腐败的一个总清算。

从这一目的出发，有三条成本较少的财产公示的技术路径，可供选择：

一是给问题官员一定的过渡期。韩德云代表在给两会的议案中就曾建议，对官员定下三年的过渡期，三年内，申报对象主动上缴以前的全部违法违纪收入，审查机关可按条例一律免纪律处分，并视情况由上级行政监察部门建议司法机关减轻、免除相关刑事责任；反之，则加重处分。

二是从“裸官”开始推进官员财产公开。原因在于，“裸官”较有公开财产、让公众监督之必要；同时，“裸官”既然把配偶子女送往国外，也就要付出相应代价，否则，对那些非裸官员不公平，而且会起到一种坏的激励作用。当然，还由于这部分官员数量相对较少，遇到的阻力也会小些。

三是从新提拔的官员开始推进官员财产公开。相对而言，新提拔的官员更有动力接受财产公开。因为在他们的目标函数里，政治前景还是排在首位的，尤其当自己还年轻时；另外，在新提拔的官员中推行财产公开，也是为了彰显和普及一个理念：要想政治进步，就必须接受人民对其财产的监督。

这些年来，我国一些地方也在这方面进行艰苦探索，如前几年新疆阿勒泰地区对县（处）级领导干部财产的申报，以及去年安徽省庐江和青阳二县搞的副科级干部任前财产公示试点，都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同时，他们离真正的财产公示还有一段距离。

官员财产公示制愈拖下去，腐败对社会产生的危害也将愈大。这一问题到了需要解决的时候，从现在起，用5—10年的时间在党政干部中推行财产公示制度，是比较合适的。

（邓聿文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副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