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森“铅污染”迷局 铅酸电池行业的环保之痛

　　尽管多次对外宣布将在2012年1月1日复产，但上海江森自控国际蓄电池有限公司（下称江森上海工厂）都未能如愿。

　　从去年9月开始，上海市浦东区康桥镇康花新村居民偶然发现的子女血铅超标事件，让江森上海工厂一直陷于被动。因为它仅距离康花新村约600米至700米，被“锁定”为该区主要的排铅单位。

　　在随后的调查中，浦东区环保局发现江森上海工厂实际上已提前达到全年的生产用铅量，于是责令其不能再生产。不过，去年血铅事件发生后，美国江森自控有限公司能源动力亚太区高级沟通经理于丹多次澄清，“还暂时未有证据表明江森上海工厂与康花新村的铅污染事件相关。”

　　也正是基于这个事实，江森方面一度对外宣称，将于2012年1月1日恢复生产。而眼下的真实情况是，虽然血铅事件已经发生了近5个月，上海官方仍未对外公布较终调查结果。所以，江森上海工厂到底何时能够复产，也还是未知之数。

　　实际上，2011年12月30日，就在江森进行上海工厂准备两天后复产的准备之际，浦东新区政府下发给江森上海工厂一份通知，称其与康花新村的铅污染事件存在“较为明显的关联性”，所以责令其继续停止生产。

　　但在官方未进一步给出准确结论时，一份由行业协会组织的调查，却给出了不同的判断。去年10月，由中国电器工业协会铅酸蓄电池分会（下称铅酸电池分会）牵头，组建专家组对康花新村周边土壤进行了调查。并于2011年11月底形成了一份《康花新村血铅事件溯源调查报告》（下称《溯源报告》），12月将《溯源报告》分别递送至环保部、工信部、上海市环保局、上海浦东康桥工业区管委会等相关部门。

　　该报告的结论称，对于康花新村的铅污染，江森上海工厂无责，真正的元凶可能另有他人。

　　对此，2011年12月2日，上海市环保局通过“上海发布”的微博对外表示：近日某中介组织单方面披露了对“血铅”问题环境因素的调查数据，引起了本市主管部门的密切关注，据有关部门分析认为，这些数据尚未经过权威部门的进一步核实论证，因此还不是较后确证的调查结果。

　　康华新村的血铅事件，事发5个月后，结论仍未清晰。

　　江森翻案？

　　夏青称，如果企业有涉铅的活动，并且未经严格的环保处理，就必然会在土壤中留下痕迹。

　　这份结论对江森颇为有利的《溯源报告》，由铅酸电池协会出资支持的调查组完成。专家组成员8位：中国环境科学院原副院长夏青为组长，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李小平、中国疾病控制中心环境所研究员洪燕峰、华南师范大学化学与环境学院教授陈红雨、华南绿色产品认证检测中心司法鉴定所高级工程师陈大志、沈阳蓄电池研究所高级工程师伊晓波、沈阳蓄电池研究所高级工程师赵键、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环境影响评价中心环评工程师硕士于华通。

　　夏青称，如果企业有涉铅的活动，并且未经严格的环保处理，就必然会在土壤中留下痕迹。于是，专家组请来具备司法调查资质的广东省绿色产品认证检测中心司法鉴定所（下称绿色认证所），并于2011年10月26日，在康花新村选取25个监测点进行土壤测试。

　　据了解，在夏青领导的调查小组之前，上海江森厂区及其周边地区自1995年以来还进行过两次土壤含铅量的调查，第一次是1995年的环评，第二次是2006年的回顾环评，两次监测都由上海市环境科学研究院实施。

　　《溯源报告》显示，根据1995年环评、2006年回顾环评与2011年绿色认证所测量的数据对比，5个相同采样点的铅含量分别为SI点：<；1 mg/kg、54.4 mg/kg、57.6 mg/kg；S2点：<；1 mg/kg、28.0 mg/kg、43.9 mg/kg；S3点：16.4 mg/kg、27.6 mg/kg、25.9 mg/kg；S4点：无记录、31.4 mg/kg、27.9 mg/kg；S5点：无记录、30.2 mg/kg、19.3mg/kg。

　　本报记者查阅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中国土壤元素背景值》，显示上海市土壤的铅含量本底为24.9 mg/kg。而根据《土壤环境质量标准》（GB15618-1995）的规定，二级土壤环境质量的铅含量标准为300mg/kg。

　　夏青表示，2006年以后，江森上海工厂厂内东北角的监测点S1和冬季典型日方向监测点S2（厂址东南方向）土壤含铅继续增加，其土壤含量增加的速率（累积速率）要低于1995-2006间（前身为上海德科国际蓄电池有限公司时）的增加速率。处在夏季典型日方向S3（康花路与锦绣路交汇处）点的土壤含铅量并没有明显的变化（2011年为25.90mg/kg）。其余各点土壤含铅量不再升高，保持在上海市土壤铅本底中位值附近（24.90mg/kg）。

　　“这样的数据反映出江森上海工厂的铅残留积累是在上海市含铅量本底水平的。”夏青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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