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诉法大修：最后的博弈

　　【财新《新世纪》】（记者 叶逗逗 王和岩 特约记者 陈宝成）当聂树斌案纠错还未有进展，夏俊峰、吴英仍然生死未定之时，多少人报以厚望的《刑事诉讼法》修订，已近终点。不出意外，《刑事诉讼法》（下称刑诉法）修正案草案将在今年人代会的较后一天，即3月14日，由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表决通过。

　　这是现行刑诉法17年来规模较大的一次修订。近年来，赵作海式的冤假错案、杨金德式的刑讯逼供、李庄式的律师伪证罪等，不断刺激着人们的神经。对于有“人权宪章”之称的刑诉法的关注，早已超越法律界一隅。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说明，仅在十一届全国人大期间，由2485人次和一个代表团提出有关刑诉法修改的议案，即达81件。

　　此次修法争议贯穿草案方方面面（详见本刊2011年第34期“博弈刑诉法”），律师界、法学界甚至普通的公民都希望能够通过修法的机会，更多地限制公权力，更好地保护私权利。迄今三次审议之后，“保障人权方面口号增加了不少，公权扩张方面的内容增加了不少”——一位网友的总结，反映了人们的普遍感受。

　　年逾八旬的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陈光中，即在“两会”前夕接到业内人士的电话，希望他以刑诉法泰斗之尊，关注草案中的几处退步。民间和业界在呼吁，公权力则在低调、紧凑的立法程序中“强攻”。较后的表决之前，博弈还在继续。

　　人权入法有多美？

　　刑诉法承载着的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两种功能，在公权力和私权利的博弈中此消彼长。长期以来，中国的实践是，重打击犯罪而轻保障人权。

　　在2011年8月刑诉法修改第一次审议时，陈光中就对财新记者表示，保障人权一定要写到总则中去。全国人大代表迟夙生、章联生也曾经领衔呼吁，2004年宪法修正案增加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规定，这一宪法精神应当体现在刑诉法的立法目的中。

　　一审之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刑诉法草案公开征求意见，各界反响之热烈超乎想象。几乎每一条涉及公权力扩张的条款，都引起激烈争议，以至于当年12月的第二次审议，相比之前要低调很多。

　　由于涉及对基本法律的大幅修改，刑诉法修正案需提交全国人大审议通过。

　　今年3月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大会发言人李肇星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将写入刑诉法总则。李肇星提前透露有关修法的“利好消息”，可以视为对之前民间关注的积极回应。

　　一条宣示性的条文能有多美？人们更为在乎的是实践中能否恪守这一原则。就在今年全国“两会”前夕，法学学者贺卫方、童之伟等再次呼吁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关注聂树斌案。3月7日，列席全国人大会议的河北省高级法院院长高勇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表示，由于案件过久，有些排他性证据侦查起来较困难，目前公检法正在核查，尚不能得出结论是错案。

　　对这一回应，贺卫方教授随即在他的微博上表示，“无休止地拖延，聂的爹妈等不起啊！”这种情绪代表了社会的失望，而草案具体内容中有多少具有保障人权含金量的条款，更为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