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天潘：公共行动 推动社会政策改进

◎南都评论记者张天潘

在本次两会上，受关注的依然是那些常规提案，大多涉猎民生，年年提案年年提。不过，也有一些亮点出现，个别长期受公众关注的议题，得到了一个较为良好的回应或解决。比如总理温家宝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表示，今年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重点区域以及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开展细颗粒物（PM 2.5）等项目监测，2015年覆盖所有地级以上城市。还有教育部长袁贵仁也表示，异地高考改革方案将很快出台，所有地区必须出台随迁子女就地高考的地方政策。

这些社会政策的改进，虽然是在两会上得以落实的，但其真正的推动力实际上却来自两会之外。尽管其中有很多代表委员的努力，但它并非只是某一些代表或委员们的直接提案就促成了的，而更多是来自在两会之外的更长时间里的公众参与和社会舆论的持续发力。这些无疑是公共行动倒逼政策改进的较好案例，它们的实现，对于当下中国的各项深化改革的推动，有着重要的意义，甚至将是改革前行的重要力量。

政府改革乏力民众自发行动

在这次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总理温家宝使用了47次改革，代表们也纷纷畅谈与呼吁体制改革。由此可见，深化改革特别是体制改革，已经是大势所趋。但为何在这个大势之下，近些年的改革依然原地踏步呢？

究其根源，很大程度上在于中国目前的既得利益群体已经形成，并且日益深度化、复杂化，政府收入一天一天多起来了，民众却没有直观地体会到国家富裕后的红利，来自政府的自觉性改革，效率迟缓。因此，广东省省长朱小丹说改革重点在解决利益集团格局。此外，政府及其官员的惰性往往很容易滋生，在体制里的大环境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各种改革与制度改进搁浅。从这个角度上说，美国前总统里根所说的“政府并不是问题的答案，而是问题的本身”是很准确的。因此，破解之道，唯在社会的公众行动，形成一个理性、温和的改革推动力。

虽然P M2 .5检测、异地高考等，实际上都是事关万千民众的切身利益的，但如果没有公众的积极参与，问题的解决很可能又是另外一种结局。P M 2 .5自测方面，在指标迟迟未列入国家空气质量体系，在官方数据千呼万唤不出来的时候，民间开始迈出了步伐，环保N G O和不少市民自发拿起空气检测仪器。在去年12月17日，由国内著名的环保N G O达尔问自然求知社发起了“我为祖国测空气”，后来越来越多的志愿者加入到这个行动中，走上街头，开始自测PM 2.5，通过网络发布民间信息。未能参加自测的各地网友，也纷纷在微博上发布自己所在城市的空气质量照片。一场民间公共行动开始推而广之，倒逼官方的政策调整。

异地高考方面，2010年7月，北京家长率先自发行动，力求推动取消中高考户籍限制，还随迁子女在常居住地教育公平的权利。随后上海、广州、深圳等地的家长也纷纷加入，越来越多的城市新移民站出来为随迁子女争取不分户籍平等参加高考的机会。他们每月向教育部、当地市教委呼吁取消高考户籍限制，持续至今；他们还发起《取消高考户籍限制呼吁书》签名活动，已经征集到超过9万个签名。3月1日，全国众多“随迁子女”家长发布了致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的公开信，要求代表委员在“两会”上关注教育公平问题，推动“取消高考户籍限制”政策尽快落实。

因此，当我们看到这些，都能感受到这种自发的公共行动的力量与意义。在这些问题上，正是有这些人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参与，才能推动着相关部门对于问题的重视。

“中间阶层”存在社会推动力

通过这两个案例的分析，其实可以很明确地发现，其中的参与者，基本上都是“中间阶层”，这些社会行动之所以能够发起，其背景是伴随着中间阶层的崛起与公民意识的苏醒。

中间阶层（m iddleclass）较早出现在古希腊政治学家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英译本中。亚里士多德从财产多少角度把城邦中的人分为三个部分或阶层，“一部分是极富阶层，一部分是极穷阶层，还有介于两者之间的中间阶层”。有别于“中产阶层”这个单一的以财富或资产作为标准的阶层分类，经济状态、地位声望、教养职业、话语权、社会影响力等都是中间阶层重要的衡量指标。

公民意识的崛起，民众对于权利的重视与争取，已经是无可阻挡的了，越来越多的民众在有了公民意识之后，开始了具体行动，从改变自己开始，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这些人群对待公共事务的态度已经转变，从“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到“没有人是孤岛，每个人都是乘客”，大家都明白了其实自己就是社会，犹如学者崔卫平所说的：“你所在的地方正是你的中国。”

长期以来，人们总把中间阶层视为有助于政治稳定的力量。亚里士多德就曾说过，中间阶层就是社会两极之间的平衡力量，是社会的安定因素。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也认为中间等级起缓冲地带或者防震垫的作用。20世纪50年代，社会学家米尔斯关于美国中产阶级的政治角色与政治作用的研究也认为，美国的中产阶级是“一些身不由己的、随波逐流的平衡力量”，因此，在政治斗争中，他们成了“其他更有权力，更有声势的压力集团的别动队，他们是历史性变革的后卫”。以致于提到中产阶级，人们立即会将其与政治上的“稳定器”“缓冲带”联结起来，而忘记了其他的功能。

著名政治学家享廷顿则指出了中间阶层社会参与的另一种可能结果。他通过对后现代化国家（如中东地区）中间阶层的研究发现，在大多数现代化社会中，真正具有革命性的阶层显然是中间阶层。他指出，中间阶层作为革命因素的形象，与它作为现代政体的稳定基石的传统形象是自相矛盾的。他认为这种矛盾是由于中间阶层的形成，同经济增长一样，常常是一种高度不稳定的因素。这样，中间阶层就有了“震荡器”或者“推动器”的社会功能。亨廷顿的理论研究，无疑很切合中国当下的中间阶层形态。

当下处于社会变迁与转型时期的中国中间阶级，已经越来越多地充当“推动器”，广泛地参与到社会的各个公共事务中。正像中山大学政务学院教授肖滨对广州番禺反对垃圾焚烧发电厂事件总结的：目前，令人欣慰的是，中国的中间阶层不仅以其公民权利意识逐步觉醒的姿态表明了承担时代责任的决心和勇气，而且更以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有能力承担时代赋予的责任。……他们不仅有明确的权利意识（如财产权、知情权、环境权等）和维权的知识素养（从法律规章到各类问题的专业知识），而且非常注意维权策略的选择与运用，例如，他们一方面在网上形成舆论，另一方面在网下依法采取维权行动（如签名、派发传单、向有关部门提交倡议书等），让网上舆论与网下行动相互配合、彼此互动。正是依靠强烈的权利意识、充分的资源动员和恰当的维权策略，这一群生活在大都市、经济社会地位处于中间阶层的公民们成功地维护了自己的权益。

政府应对社会公共行动“脱敏”

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指挥棒下，现在一些地方政府对公民的维权活动带着有色眼光看待，甚至把一些国计民生的问题，都搞成了所谓的“敏感”问题。基于此，中国社科院教授于建嵘呼吁当下中国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脱敏”。

而公共行动无疑也是一个应该被“脱敏”的对象，原因有很多。首先，从国家与公民关系的角度来说，托克维尔说得不无道理：“永远记住一个国家当它的每个居民都是软弱的个人的时候，不会长久强大下去，而且绝不会找到能使由一群胆怯和萎靡不振的公民组成的国家变成精力充沛的国家的社会形式和政治组织。”其次，从公共行动参与者本身来说，这些集体行动，不像传统意义的诸如上访、聚众闹事、围堵政府机关、阻碍交通等，而是市民社会下的公民行动，参与主体坚持理性，诉求明确，并不会带来治理危机。第三，从公共行动的结果来说，大部分的公共行动都是公益性质的，争取的都是并非只有私利，而是能够增加社会公益的。政治学者马威尔和奥利佛指出，现实生活中有两种公共物品，第一种在群体数量增加时它们的好处会减少，比如公路、公园等，因此可称之为“零和型公共物品”。另一种在群体数量增加时，每个个体从中获取的好处并不会减少，比如和平、民主、法制、科技、社会公平等，因此可称之为“非零和型公共物品”。争取“非零和型公共物品”一般不会带来社会福利的损失，反而有可能增加社会福利。

因此，这样的良好公共行动从两个方面都在启示着我们，其一，政府应该认识到公共行动对于社会的重要意义与价值，提供更大的空间，让社会能够动员起来。其二，对于更多的民众来说，应该意识到，对于社会问题与制度积弊的改进，只有通过广泛的社会关注与推进，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才能倒逼政策改进与推进。当然，较后一个关键的环节是，还需要执政者有更多的善意，采纳民意，而不要鸵鸟一般当维稳对象进行抑制；对具体某个问题也要进行“顶层设计”与“总体规划”，才能使得问题得以更好地解决。这对我们呼吁体制改革等，均是一个良好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