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马：谁让我们的作家无所作为？

◎狄马 知名作家

20世纪影响中国的外国文学很多，但不管你赞扬还是批判，俄罗斯文学要比其他国家的文学对中国的影响大得多，它甚至影响或改变了数亿中国人的生活和命运。苏联解体后，人们痛定思痛，对十月革命后七十年的历史都进行了极为深刻的反思。

反思就是反着思考。它是相对“正思”而言的。对“正思”惯了的人来说，反思当然是痛苦的；但对于历史，尤其是一段给世界带来严重影响，给本族带来巨大灾难的历史来说，反思又是必不可少的。只有不断地反思，才能使一国一族的人民从灾难中汲取教训，从而避免悲剧重复上演。因而，对于热衷于反思的人来说，问题不是能不能反思，反思有没有价值，而是能不能对“反思”进行“反反思”？比如，对于目前的中国读者而言，我们能不能对着苏联文学这面镜子问自己：为什么在斯大林统治的残酷岁月里，苏联仍然出现了如阿赫玛托娃、左琴科、曼德尔施塔姆、茨维塔耶娃、爱伦堡、扎米亚京、布尔加科夫等一大批经典作家；产生了帕斯捷尔纳克、肖洛霍夫、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加上旧俄时期的蒲宁，共五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创作出了如《日瓦戈医生》、《静静的顿河》、《癌症楼》、《古拉格群岛》、《大师和玛格丽特》与《我们》等光耀千秋的不朽经典；而在大致相似的制度环境中，我们的作家却可以说整体趴下？他们热泪盈眶写下的那些感恩戴德的东西，不用说获得世界性的认同了，即使在本土也早已成了垃圾。为什么同样的制度环境，同样的舆论空间，人家能，我们不能？比起俄罗斯作家，我们缺少什么？是谁让我们的作家无所作为？

摩罗早年有一篇文章叫《巨人何以成为巨人》，里面说“有什么样的人民就会有什么样的领袖”，是俄罗斯的人民培养了俄罗斯的文学家、革命家。这话当然不错。没有一个人会否认巨人的成长需要更多的土壤和养分，正如一棵大树的成长需要比小花小草更多的阳光和空气一样；但如果我们进一步追问：你说巨人是从人民中来的，但人民又是从哪里来的？你说“有恃才能无恐”，没错！巨人需要凭依人民的养护才能变得强大，但人民又要凭依什么养护才能变得强大？你说，俄罗斯之所以产生了那么多的巨人，是因为俄罗斯有无数优秀的人民；我们没有产生那样的巨人，是因为我们没有那样优秀的人民；但为什么人家有，我们没有呢？为什么人家的女人是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丈夫或父兄犯法，就抛家弃业跟到了西伯利亚，我们的女人被党委书记一谈话就宣布和丈夫离婚了呢？为什么人家的“叛徒”被流放会受到英雄般的欢迎，而我们的“叛徒”一旦被“革委会”盯上，人民就会把他当成麻风病人了呢？一言以蔽之，为什么人家有那样的人民，我们有这样的人民呢？如果你不想说这是天生的，就像北极产白熊、南极生企鹅、水中有鱼鳖、丛林出巨蟒一样都是造化使然的话，我认为原因只能到宗教和传统里去寻找。

有人会说，这关宗教和传统什么事？一国国民的性格，包括劣根性，都是由制度造成的嘛！但现在是我们的制度，包括意识形态都是学人家的，这怎么解释？那么，除了制度和意识形态，还有哪些因素能导致两国知识分子在黑暗的年月会有不同的表现？

先说宗教。尽管经过几十年的“无神论”洗礼，俄罗斯的传统信仰遭到了极大的破坏，但俄罗斯毕竟是一个有信仰的种族，东正教在这里差不多有近十个世纪的历史。俄罗斯作家也历来有拷问灵魂，追问终极关怀的传统，这一点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里看得一清二楚。尽管他们个人可能不上教堂，不研习经义，每个人对宗教、上帝的看法也不同，但一种来自生命深处的渴念，一种对俄罗斯土地和人民发自肺腑的爱，使他们活着仿佛负有某种神秘的使命，而在这种神秘的使命完成之前上帝命令他们不许死去。这种精神就是一种宗教精神。中国人因为信仰观念淡薄，作家们普遍缺乏终极关怀的能力，因而他们无法理解，索尔仁尼琴被驱逐出境前与克格勃发生的第一次争执，竟是为了一个十字架。在列弗尔托夫监狱，索尔仁尼琴要求发还被抄走的十字架，他说“在牢房里我需要十字架！”但克格勃人员不给，说十字架是金属，他们的任务是要防止他自杀。后来在他的执意要求下，克格勃人员终于在出境前还给了他。

其次是自由传统。苏联在斯大林当政时，将专制独裁和个人迷信发挥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但俄罗斯毕竟是一个有着自由传统的国家，彼得大帝的“西化改革”在这里约有三百年的历史。加上地缘的优势，作家或普通公民收听外台，接触西方人或西方书刊的机会很多，人们并没有完全闭目塞听。而与苏联相比，中国在更远的“远东”，作家或普通公民根本没有接触西方的机会，加上历来没有自由民主的传统，外在的势力一大，便只能全面崩溃。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是从“五四”开始的，但实际上，即使算上“五四”传统中断的几十年，也只有不到百年的历史。自由民主的理念不用说在普通公民中，即使在作家和知识分子心中也不甚了然。像科举时代的文人一样，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只是把写作当成一种邀名利、取富贵的手段。因而外在的压力一来，甚至还没有来，就主动送怀上去。

这就是中国作家与俄罗斯作家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