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时代的文人经济学

来源:信息时报 作者: 日期:2012-03-11 点击次数:144

鲁迅时代何以为生》  陈明远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1年9月

中间阶级的力量不是财富,而是知识。他们运用知识创造财富,不是利用权力巧取财富。

党明放(作家)

《鲁迅时代何以为生》是著名学者陈明远先生继《文化名人的个性》、《水深火热中的文化人》、《知识分子与人民币》及《文化名人的经济背景》之后的又一力作。

青年时代的鲁迅受达尔文进化论思想的影响,东渡日本习医。后弃医从文,企图用以改变国民精神。本书上编旨在全面论述鲁迅如何投笔从文,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经济状况的同时,也进一步揭秘了鲁迅人生中鲜为人知的一面,譬如:鲁迅因何与二弟周作人夫妇翻脸?鲁迅因何赌气责骂蔡元培?鲁迅因何与林语堂发生争执?鲁迅又是因何为写作为版税而奋斗?

一定的经济状况决定着一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作为每一个人,天生骨子里都有对金钱的顾念和对生活的奢望。鲁迅认为他属于一名“中产的智识阶级分子”(《二心集·序》)。鲁迅所讲,实质就是人们习称的“中间阶层”,或“中间阶级”。 周有光认为:“中间阶级的力量不是财富,而是知识。他们运用知识创造财富,不是利用权力巧取财富。”(《周有光序:漫谈中产阶级》)也就是说,处在这个阶层的文化人,他们普遍强调智慧的能动性,他们认为智慧的“智”是一种潜力,“慧”是一种境界;智者创造高度,慧者衍生美度。无论何时何地,他们追求的是一种气节,一种学问,他们认为惟有气节与学问才是天地间至贵之物。所以,他们携灵性思辨,持如椽之笔,当激扬文字。

1919年辛亥革命后,鲁迅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员,1920年8月,又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召,兼任北京大学国文系讲师。1926年8月,又蒙林语堂举荐,离京赴厦,担任厦门大学国学院研究教授。1927年2月,又受聘于广州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鲁迅自1918年至1935年间创作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小说、诗歌及杂文。直到1923年才算有了稿酬收入。陈明远先生毕其心力,算清了鲁迅从部员、教授到自由撰稿人的24年间所挣钱数,即119873.3银圆。并综合不同历史时期的货币购买力,换算出了这些银钱相当于1995年人民币408万元、或2009年人民币816万元以上。以2009年为基准,鲁迅年均收入34万元,是他公干年薪的两倍。从此,他超越了“官”的威势、摆脱了“商”的羁绊。自由自在,自得其乐。又据相关日记记载,鲁迅在24年间共购买图书1万6千多册,耗资1万3千多银圆,这笔银钱相当于1995年的45万元、或2009年的90多万元。仅此一项,约花去他总收入的九分之一。

下编为鲁迅时代的文化名流诸如:王滔、康有为、蔡元培、章太炎、王国维、陈独秀、周作人、陆费逵、胡适、郭沫若、顾颉刚、张恨水、闻一多、柔石、丁玲、王实味、吴晗等,作者对这些文化名流的不同经济状况进行了客观的盘点,以及他们各自的理财观念。除了本职工作外,他们又不得不以自己特有的智慧及特有的方式去开辟去从事第二职业,以赚更多的银钱应对迎来送往、购买书籍及家用的必要开销,譬如:赌酒征歌,颇极一时之盛的政论家王滔,还可以在商父盛怀宣的招商局和电报局挂名领取干薪,还可以开书局印书卖书;思想家、教育家康有为凭借口舌之能,可以很轻松地从海外华侨那里筹到美元款项,还可以出售自己的书法作品;国学大师、“中华民国”名称的首倡者章太炎还可以在苏州创办章氏国学讲习会,还可以卖字给朵云轩,还可以应人之约撰写寿序或墓志铭;西南联大闻一多、冯友兰、郑天挺、沈从文、浦江清、游国恩等12位教授为广开财源之道,联合发起卖文售字项目。闻一多辨文字于毫芒,游心治印,浦江清特拟《闻一多教授金石润格》,骈散间杂,意趣可人。据史料记载,从1944年4月到1946年7月,闻一多在印谱上留下了1400方印,每天逾刻两方。闻一多治印谋生,操守极严,他对镇压昆明学生运动的罪魁祸首李宗黄所开出的优厚的润例更是不屑一顾,怒将印材退回,以至于招致砸牌事件的发生。国学大师王国维早年跟随著名金石学家、语言文字学家、甲骨文学家、目录学家、校勘学家、古文字学家、文物收藏家罗振玉奔走四方;至于周作人卖身投靠日本则另有隐情。鲁迅生前对其评价只是一个字:“昏”。周作人晚年又不得不向鲁迅博物馆出售日记。

以愚之见,著名历史学家、历史演义作家蔡东藩理当入书。蔡先生出生于光绪三年(1877),逝世于民国三十四年(1945)。蔡先生在国事维艰、风云变幻的历史大变动时代拥护共和,赞同民主;反对帝制,憎恨专制。他受“演义救国”思潮的影响,怀着救国救民的抱负,以一己之长诉之史笔,10年间撰写了700万字的中国历代通俗演义系列,上起两汉,下迄民国,其朝代之多,人物之众,篇幅之长,规模之大,既是历史巨著,又是文学巨著。其功力是任何一个作家所不及的。蔡东藩于捉襟见肘时也有被迫低价卖稿的辛酸,又有被用子弹威胁的恐吓。在鲁迅时代,他属于那种比较典型的文化人。

“日月两论天地眼,诗书万卷圣贤心。”作为文化人,较易孤愤渐淡,清高趋浓。《鲁迅时代何以为生》当属清玩之卷。其独特的视觉、独步的探索、以及独创的研究,正是本书的价值和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