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公消费”顽劣的根源

　　【财新网】（特约作者　赵海均） 正在举行的全国“两会”上，“三公消费”再次成为热议话题。九三学社中央提案《关于遏制公款吃喝的建议》建议，将“三公浪费”纳入《刑法》调节范畴；“三公”经费等行政成本，纳入政绩考核范畴，决定官员仕途。

　　 公车消费、公款吃喝、公费出国三样加在一起统称“三公消费”。两年前，就有学者估计，中国“三公消费”已经达到每年接近万亿元的惊人数额，这个数字大约占2010年总财政支出8.96万亿元的10.04%。

　　 在中国“三公消费”的治理一直是个老大难问题，尽管政策措施出台了一箩筐，但总是收效甚微。单就一个公款吃喝，就提出过无数的限制措施，但较终是越限制，越泛滥。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值得我们去深思。

　　 首先，必须跳出目前囿于“同体监督”的治理思路，建立完善真正的约束制衡机制。有令不遵、有禁不止的根本原因，在于我们的政府还是一个不受限制的政府。所有的限制，只来自上级，而上级跟下级原本就是一个体系，用自己的矛刺不了自己的盾。没有切实制约的权力，必然是个无限扩权的权力，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要想遏制“三公消费”，给百姓一个交代，首先要做的是，让行政机构之外的机构来审议限制政府的开支。否则，限制“三公消费”，就像过去曾经做过的努力一样，迟早会付诸东流。就目前的体制而言，较起码的是要充分发挥各级人大常委会的监督作用，把各个行政部门“三公消费”的预算、决算权切实落实到人大。

　　 在国外，议会对不合格的“三公消费”预算否决，早已屡见不鲜。虽然我国《预算法》并未对人大及人大常委会的预算修正权进行明确规定，但宪法和《地方组织法》明确规定，人大享有预算草案修正权；人民代表大会开会期间，大会主席团、各专门委员会、代表联名都可以提出对预算草案的修正案。所谓预算报告修正权，就是对看不懂弄不清的预算报告，不予批准，换句话讲，就是“否决”或“枪毙”。惟有这样，才能有效控制财政和行政部门为自己牟利的偏好，让更多的公共财政资金用于公众福利。

　　 其次，必须破除传统文化劣根性，加强制度的执行和落实。“三公消费”为什么禁而不止，究其原因，有制度不完善的原因，但亦在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劣根性，在于制度的执行惩罚不力。

　　 中国人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含糊文化和面子文化根深蒂固。不可言传”的含糊文化，缺乏量化思维与量化管理，遇事不较真儿，有意含糊以逃避责任。同时不懂顾及别人面子的人会被认为不会“做人”，“顾面子”文化已成为中国人的处世哲学。

　　 这些传统人文观念的劣根性，使得制度的执行力大打折扣，“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松动”，“走歪”，“变味”几乎成为执行常态。制度规定都是就事论事，头疼医头、脚痛医脚，未能从源头治理，不敢触动既得利益集团，没有从体制机制上得到真正改变。文件、规定越发越多，却成了写在纸上、挂在墙上的表面文章。

　　 本质上看，对治理“三公消费”不见得需要多么高明的设计、手段，较需要的是敢于破除传统人文观念中的劣根性，触碰既得利益者的决心与魄力，敢于向既得利益群体“开刀”。对动用公款进行“三公消费”造成挥霍浪费的，必须要严惩，通过抓典型来维护法律、法规的严肃性。在这方面，发达国家的做法或可借鉴。

　　 2009年7月，时任德国卫生部长乌拉·施密特在西班牙阿利坎特度假时，公务车失窃。她公车私用的行为就此曝光，进而断送了政治前途。1995年，意大利西西里岛墨西拿市市长朱塞佩·布赞卡与妻子外出旅行，私自使用公务车到达游船停泊的巴里市港口，2002年被判六个月监禁。法治之严明，执行之严格，令人惊叹，但在中国却如天方夜谭。

　　 当然，“三公消费”的治理不可能一蹴而就，法律制衡机制的完善、传统人文观念的重塑、制度执行力的强化都需要一个痛苦而长期的过程，但百姓也不希望“三公消费”治理“年年岁岁花相似”，而期待“更上一层楼”的切实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