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建：谁能做公民的道德监护人

时值两会，有全国政协委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呼吁给每个公民建道德档案，以此来约束大家，每个人都要‘知耻’”。据报道，该委员还向今年的全国政协会议提交了相关提案。

假设这样的建议获得接纳并推行，那么，实施这一行为的主体是谁？不言而喻，是政府。除了提案本身是向政府提交外，也只有政府才有相应的实力、资质和权威承担此一建议的责任人，正如我们知道的，政府以外的个人、民众或社团无法也无力做到这一点。于是，我们眼前会出现这样一个格局，政府作为权力，同时也是公民的道德监护人。它既可以为你建道德档案，也就可以对你进行道德监督。事实不仅如此，从历史到现实，政府已经习惯于通过自己的舆论向社会推出各种道德典型，要求民众学习。这里，政府扮演的角色已经不只是道德监护人，同时也是一个道德的引领者了。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或一个社会的道德状况是掌握在政府手里的，政府在它的行政权力之外，额外地又拥有了道德上管理公民的权力(所谓道德权力)。

如果我们从政府的现代构成来看，政府是否应该拥有对公民作道德管理的权力呢？有两点可以表明不可以。

首先，政府对民众的道德管理于法无据。现代社会是法治社会，法治两字，针对的就是权力。它意味着公共权力的行使必须依法而行，必须将自己的行为约束在法律准许的框架内。我不用打开宪法，也知道在权力的授予方面，肯定没有相应的条款。根据现代政治“政教分离”的原则，也不可能有这样的条款。假设这样的条款存在，这部宪法本身就有问题。如果宪法没有问题，问题就在权力，它如果越法而行，哪怕它是在做它认为的好事，这样的行为也只能裁定为违宪。因此，道德档案一旦由权力实施，违宪的指控便势在难免。须知，宪法是限制权力的，这意味着不仅限制它做坏事，也限制它做好事———如果缺乏法律许可的话。权力依其惯性，能做好事，就更能做坏事。换言之，它如果可以做一件好事，就有可能做几件坏事。因此，宪法的对权力的制约，势必包含着对它越权做好事的限制。

另外，从人性和权力本性的角度，政府也没有资格成为民众的道德监护人。民众和政府亦即权力者来自同样的人性，可以假设为同一道德水准。但一旦进入公共领域，我们必须假设，每一个人的道德都有可能发生问题，它们如果有同样的善，也注定有同样的恶。就后者而言，惟其如此，我们才需要一个政府。美国开国元勋之一麦迪逊说过：“政府之存在不就是人性较好的说明吗？如果每一个人都是天使，政府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但政府或构成政府的权力者就是天使吗？他们可以监督、管理或指导民众的道德吗？不可以。这不仅因为他们本来就来自道德水准一般的民众而并不高出民众；更在于如果人性有恶的一面，权力更有恶的一面(哪怕是较好的政府，如西谚所云，也是一种“必要的恶”)。如果民众只有人性上的恶，来自民众的权力者除此之外，还拥有权力所自身带来的恶。两恶交集，谁更容易在道德上发生问题？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一个政治文明的社会，权力者不但无权监管权利者的道德；相反，权利者倒必须对权力者进行全方位监督，包括道德监督。

根据以上，可以看到，该提案也许用意不错，但方向搞反了。所以有网友提议先为政府官员建立道德档案，并且更具体地提议，首先就从官员财产公开做起。我很赞成这些提议，并认为很传统。因为中国社会自古以来，就是“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先秦的君子主要是指统治阶层，小人大体就是民众。面对在孔子看来是礼崩乐坏的春秋社会，他的道德要求从来都是对准社会统治上层而非民众。毕竟上行下效，放在任何时代都管用。因此政府如果采纳建议，还是先在官员身上试行道德档案制度吧。

(作者系南京晓庄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