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有西：集资类犯罪只抓企业家？

　　【背景】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副省长毛光烈在今年“两会”期间谈到民间借贷问题时说，目前浙江的民间资金已经积累到较好水平，但是确实存在民间资金与消费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应该把民间借贷阳光化、规范化，拿到地面上来。”

　　如何把民间借贷阳光化、规范化？毛光烈提出了一个“开前门、堵后门、杀邪门”的说法。毛光烈解释说：“开前门就是大力发展小型金融机构，引导民间借贷从地下走上来。堵后门就是截断非法集资，杀邪门就是打击高利贷、洗钱、武力逼债等违法行为。”

　　在谈到“吴英案”的进展时说，毛光烈称，吴英案的焦点就在于民间借贷问题，“浙江省高院已经作了判决，报较高人民法院核准，只能依照法律做出合理判决。”

　　近几年，媒体及学术界民间借贷及其与之相关的各类案件给予高度关注，但在制度层面，依然没有实质性的改革进展。而在一些具体案例的调查、审判过程中，也引发了社会各界对案件当事人命运和司法进步的担忧，“吴英案”就是其中的典型案例。在本案中，对案件当各方的责任认定也存在很大的分歧。对此，我们应该如何理性分析？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宪法人权委员会副主任陈有西认为，在涉及民间借贷的案件中，不能忽视集资类犯罪中的政府责任和被害人责任。

　　陈有西说，当前由于民间金融秩序的混乱，全国陆续判出的一些集资类犯罪死刑，是有平息社会风波动因的。我们现在的责任认定，经常把账记到企业家头上。其实，还有两个责任者——政府和被害人都有过错，出了问题不能光追究企业家。

　　所有的逐利性债权人，把自己的资金六分利、八分利借给高负债企业，对其风险是不会不知的。他们借出资金时，从来没有问过政府、问过公安，是自愿的民事合同行为。一旦出现了坏账，他们却找政府解决，要求公安抓人，为他追债。这是中国政府管得太多、“无限政府”观念造成的恶果。

　　陈有西认为，由于政府很多事情都去管，民众可能成了一种习惯：赚钱是自己的，亏损就找政府抓人讨债。对于这样的行为，用判债务人死刑去满足群众的愿望，是很荒唐的。

　　另一方面，政府对这种民间金融风险也是有直接责任的。一是宏观调控失当，“龙头轻摆，龙尾风暴”，投放和收缩频繁，使民企生存环境受到冲击。二是政府对民间金融风险缺乏预警和防范，一发生问题就放弃民法、行政法的手段，一步到位抓人重判，这是一种简单化处理市场失序问题的方法。■

　　（财新记者 岳振 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