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者忆文革武斗：盲流大肆抢劫 公安局互斗

核心提示：那时，大连的校园里也开始武斗，情况日益恶化。1967年中期，武汉一群盲流窜到大连，大肆抢劫。后来我所在的“红色造反团”有枪了，各派别的人开始抢军装、抢枪支弹药。公安局两派都互相打，大连死了不少人，治安一片混乱。

本文摘自：《报刊荟萃》2004年第11期，作者：李秀平，原题：《政审,让爱情如此悲壮——记录一场“文化大革命”婚姻》

1961年，17岁的刘文（化名）参军了。那时，他的老家山东某地农村的婚俗很简洁。男方到女方家见见面，小伙子到女方家时，拿出10元钱，对方接过去，这婚事就有谱了，姑娘不接钱，就没戏。再加那时人们热爱解放军，刘文的“身份”因成为一名军人而倍增。

不曾料想，因为谈婚论嫁时遭遇“文化大革命”，他的爱情历尽磨难。

串联旋涡邂逅爱情

参军后，我敢想敢干，1964年作为全团惟一的“五好战士”，被选入海军预备学校到江西上饶补习了1年高中文化课。1965年，进入大连海军工程学院动力系学习。

我所学专业的方向是海岛发电，很喜欢，但入学不久，我和同学被分到东北农村搞“四清”，直到1966年五月才回到学校。返校不久，我回去探了一趟家。从家里一回来，“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大字报在校园里已经铺天盖地。

1966年9月，中央军委下发文件：部队大专院校学员，一律到北京参加“文化大革命”。不久，我和同学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在丰台火车站下车后，我们被接到海军大院。国庆节那天，我和同学们来到天安门广场，我们唱着《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接见几次之后，我和同学也开始“革命”，搞大串联，刻蜡版印小字报。

我被划进了“红色造反团”，得到当时的海军领导支持。

1966年冬天，我接到军队首长的一个通知，让我通知总后勤部所属学校的学生参加一次征求意见活动。我拿到的名单上有一个名叫李蔓（化名）的，是第七军医大学的学生。在总后勤部大院，面对人群，我放声喊：“谁叫李蔓？”一个高个子、白白净净的女生举手答应：“我！我！我！”就这样我们相相识了。

运动的势头越来越猛。1967年初，我告别了北京，告别了李蔓，回到学校。那时，大连的校园里也开始武斗。目睹这一切，我很困惑，就写信告诉了李蔓。她的家在北京，她也回信告诉我北京的情况。

大连的情况日益恶化。1967年中期，武汉一群盲流窜到大连，大肆抢劫。后来我所在的“红色造反团”有枪了，各派别的人开始抢军装、抢枪支弹药。公安局两派都互相打，大连死了不少人，治安一片混乱。

眼见局面越来越难控制，1967年冬天，中央军委指示，赶紧把军校学生分配走，原则是“哪里来的哪里去”。这样，我回到山东青岛的原部队当了排长。李蔓来信告诉我，她被分配到了西藏。

因为是从院校毕业的，干得又很好，我在部队很受重视，很快就成了党组织发展的对象。但是，不久，因为我和李蔓的关系，情况急转直下。

结婚政审噩梦连连

分配工作后，我和李蔓一直保持通信联系。

在去西藏报到前，李蔓写信问我：“咱们能不能结婚？”我回信让她来趟青岛。李蔓来青岛后，哭诉了短短几个月内，亲人接连遭受的不幸。她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的父亲被打成走资派（后又被关进了监狱）；任一家中学校长的母亲也被打成走资派，剃成阴阳头，赶出家门，下放农村劳动；她的弟弟和一个妹妹到内蒙插队去了，另一个妹妹被分配到了河北邢台。曾经幸福圆满的家庭顷刻间空无一人……

李蔓的遭遇深深地撼动了我。我坚定地认为，她的家人没有错，是当时的做法错了。我毫不犹豫地写了报告，请求组织批准我和李蔓结婚。那时，结婚政审是件大事。接到我的报告后，部队发函调查李蔓的家庭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