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集资无惧死刑威慑

非法集资类案件高发的背景，是全国范围内的民间借贷难题。2012年全国“两会”，民间借贷问题引起代表委员的广泛关注。不少代表委员呼吁财产性犯罪应慎用死刑

法治周末记者 戴蕾蕾

2012年2月27日，147名温州泰顺立人教育集团（以下简称立人集团）的债权人向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起诉状，状告泰顺县政府和县公安局对立人集团大规模吸存监管不力，行政不作为，要求判令国家赔偿6864万余元。

四个月前，立人集团宣布，因资金链断裂，无法偿还约22亿元的民间借款，涉及债权人约1000多人。立人集团董事长董顺生和公司其他6名高管，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当地警方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正在接受调查的董顺生，只是因“非法集资”而丧失人身自由甚或生命的众多民间“传奇”中的一例。

非法集资类案件的发生背景，正是全国范围内的民间借贷难题。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金融监管积弊的全面爆发。

全国人大代表、新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周晓光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拟向大会提交的议案和建议“都是有关民间借贷问题”。

周晓光在议案中写到，2011年以来，一些地方出现企业主因无法偿还民间高息贷款而出走的“跑路潮”现象。与此同时，民间借贷从我国沿海发达地区向内陆中西部地区延伸，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全民放贷”现象。

所有这些均表明，尽快制定和出台一部专门的民间借贷法，以促进我国民间借贷的规范化健康发展已迫不及待。

也就在近日，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立法室、中国人民银行政策研究室等方面递交了建议国家对民间借贷进行立法的报告以及他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间借贷法》立法建议稿。

对此，全国人大代表、温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小同表示：“民间资本也是国家的财富，需要很好地引导，金融资本不能仅面向国有大型企业，而应该对所有企业开放。”

非法集资罪演进

18年前，改革开放后的“非法集资第一案”，是北京市长城机电科技产业公司（下称长城机电）总裁沈太福，较终被认定集资13。7亿元，波及20余万人。紧随其后的“无锡邓斌非法集资案”，融资额达32亿元，引发监管部门注意。

当时，非法集资相关罪名尚未设立，沈太福、邓斌较后因贪污、受贿、行贿、投机倒把和挪用公款等罪名，被判处死刑。

1993年，为整顿金融秩序，国务院发出《关于坚决制止乱集资和加强债券发行管理工作的通知》，规定任何地区、部门、企事业单位和个人，一律不准在国务院有关规定之外以各种名义乱集资。

1993年9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清理有偿集资活动坚决制止乱集资问题的通知》，除股份公司股票、企业债券、短期融资券或金融债券外，其余有偿集资活动都被禁止。

1995年被称为“中国金融立法年”。这一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先后颁布了“五法一决定”：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担保法、票据法、保险法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

其中，单行刑法《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正式确定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资诈骗罪。

1997年后，新刑法增加了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和金融诈骗罪两节，对上述决定的内容全部吸收，还增加了“擅自发行股票、公司、债券罪”。

一边是打击，一边各种形式的集资如雨后春笋一般冒了出来。

随着分业监管体制的完善，政府也加强治理民间集资的力度。1998年4月，国务院颁布《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正式使用了“非法集资”的概念。

为整顿集资乱象，立法机关祭出较高刑---死刑作为惩罚。公开资料显示，自2008年以来，因非法集资罪被判处死刑者已逾10人。

遏制不住的资金需求

严厉的刑法，压抑不住民间借贷乃至集资的需求。

在业内人士看来，民间借贷的急剧升温，是供求两端“两把火”一起烧起来的。

周晓光代表告诉法治周末记者，民间借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我们都是借亲戚、借朋友，谁有困难大家帮一下，上世纪90年代甚至更早的时候连借条都是不用打的。”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民间资金越来越雄厚。无论从规划、范围和利率上，民间借贷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王小同表示，据有关机构测算，单浙江的民间资本已高达8000至10000亿元，温州人手中大约拥有6000亿元。

周晓光则告诉法治周末记者，据央行温州市中心支行提供的《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去年上半年民间借贷规模约为800亿元，而今年上半年猛增到1100亿元，“一年期间300亿元资金涌入民间借贷领域”。调查报告显示，温州有89%的家庭个人和59。67%的企业参与民间借贷。

周晓光说，由于长期通货膨胀，物价指数居高不下，尤其是食品价格指数一直在高位运行，虽然国家数次提高存款利率，但是银行存款实际上始终处于负利率。因而大量的民间资金在找不到合适的投资渠道情况下，就转向了民间借贷。

此外，价格上涨也推动了企业成本的迅速攀升。在传统产业利润空间已然很薄的情况下，部分企业从事实体经济的动力受到打击，转而向民间借贷寻求高额回报。

而从民间借贷的需求端来看，不断加码的宏观调控以及中小企业主体自身发展策略，导致了对短期民间资金的旺盛需求。而后突然剧变的国际环境、宏观调控政策，又使民间借贷的资金链遭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2009年、2010年中国的信贷环境相对偏松，刺激了企业扩大投资和生产规模，对资金的后续需求量也大幅增加。在这种背景下，政策突然急速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