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融资难”，亟待民间融资立法

“江苏的一个小企业主，借的本金是700万元，短短两年间，利滚利就变成了4000万元的巨额债务。两年间，他不停地打新欠条，后来逃逸……较终，他因犯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3月4日，江苏团的刘玲代表告诉记者，民间融资行为亟待规范，她将领衔提交尽快制定“民间金融法”的议案。

记者获悉，浙江团的赵林中代表也拟提交相关建议;广东团的陈广富代表、麦庆泉代表也表示期待立法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民建中央向政协大会提出了相关提案……

民间融资有“存在的土壤”

为何民间融资在一些地区非常普遍?

“民间融资有存在的土壤。”刘玲告诉记者，近年来，金融机构实行信贷紧缩的政策，国有商业银行将资金主要投向国企和政府投资项目，导致中小企业、民营企业融资难。

这一点，得到民营企业家陈广富的印证。“银行借不到款，企业要发展，一些中小企业、民营企业便转向了民间融资。”陈广富告诉记者，前几年，有些企业靠抵押房产来向银行借贷，但是现在房地产价格降低了，有些中小企业便贷不来款了。

“任何一家企业，如果想成功，就必须融资，融资的主要渠道在银行。”麦庆泉分析，近年来的融资难问题是金融危机导致的非正常状况。

另一方面，民间的“闲钱”缺乏有效的保值增值渠道。刘玲、赵林中都认为，民间资本投资渠道狭窄。在通胀压力下，楼市价格高企，股市低迷，期货、黄金等投资品风险很大，存款利息负增长，于是很多人转向了“放贷”。

“高利润”，是民间融资的催热剂。2011年，有媒体调查显示，从银行贷款，月利率较低仅为0.6%;向个人借款，月利率则为2%至3%;通过担保机构借款，月利率至少5%。而通过一些“民间地下组织”融资，月利率则高达18%以上。“根据民法通则，民间借款利息不得高于同期银行利率的4倍，否则不受法律保护，但很多人为了高额回报，还是愿意铤而走险。”刘玲说。

“无序”导致高利贷猖獗

去年下半年，浙江温州一度出现了部分企业主“跑路”和债主“集中讨债”的现象，一些企业陷入困境。

“民间融资无序，导致高利贷猖獗，资金安全难以保障。”赵林中分析说，一些出借方逐利心重，安全意识、法律意识淡薄，一旦出问题便“血本无归”。

在刘玲看来，“高利贷”不仅已经存在，而且有失控之虞———许多企业民间借贷的利率水平比银行同期利率高3至4倍，多的达几十倍。“高利贷加重经营者的财务负担，孳生非法食利阶层，扭曲了社会公平正义。”刘玲说。

无序运行，还容易引发刑事犯罪。“因为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规范民间融资行为，在没有构成犯罪的时候，金融监管机构管不着它，政府也管不着，无序的风险较大。”刘玲表示，浙江温州、内蒙古鄂尔多斯、江苏宿迁等地均已出现民间放贷崩盘的个案，“前车之鉴，应引以为戒”。

为借贷双方“备案”

民间融资无序化，那么，是否要将其“一棍子打死”呢?

今年2月，浙江省副省长、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曾明确表示了对民间融资的态度:“温州人一开始兜里没有几个钱，如果不是凑钱，怎么当老板?民间金融促进了温州经济的发展。”

“企业家借钱不是为了挥霍、赌博，是为了更好地生产，结果失败了，那么政府是不是应该加以挽救?对他借钱的巨大风险，政府应该事先指导防范。”陈广富说。

刘玲建议设立“双备案”制度，即让政府为出借人、借贷人均实行登记备案。对出借人备案，有利于政府把握当地民间融资总量，了解资金流向、用途，既能帮助出借人防范风险，还有利于税收监管。对借贷人而言，政府在登记备案的同时，能帮助其解决融资难问题，还避免了非法集资。

“建立双备案制度，能让放高利贷者无处藏身，有效防止洗钱，防止腐败滋生。”刘玲说。

刘玲和赵林中代表均建议，设立专门的民间融资监管部门。

“政府应成为民间融资的监管主体，但是，人民银行、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以及政府工商、金融办按照现有的职责规定都不是民间融资的监管主体，监管民间融资不合适。”刘玲建议政府设立专门监管民间借贷的事业单位。

“一方面要打击非法融资行为，另一方面要有融资途径。”麦庆泉建议，国家应出台明确的法律，建立针对中小企业的中小额贷款机制。

刘玲期待国家制定“民间金融法”，赵林中则建议制定“中小企业金融服务法”，同时建议国务院尽快出台“放贷人条例”来规范民间借贷。

(本报北京3月4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