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遗”谨防政绩观错位

本报北京3月4日电(记者徐日丹) 面对近年来世界各国掀起“申遗”热潮，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张廷皓今天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申遗’是好事，但不能急功近利，‘申遗’成功后，要把对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保护灵活地与公共生活相融合，从而使遗产有效地得以传承和发展。”

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下称“《世界遗产公约》”)。虽然我国起步较晚，但自1985年加入《世界遗产公约》至今，我国已经有41处世界遗产，规模仅次于西班牙和意大利，排名全球第三，成为世界遗产大国。

“联合国发起保护世界遗产的缘起，是因为一些国家文化和自然遗产遭遇威胁，且仅靠一己之力无法对其进行较好保护，所以才建立了相关组织，制订了保护公约。”在张廷皓看来，能够被接纳为世界遗产是对本国自然风光和人民创造力的认可，“但是，入选世遗，是一种荣誉，更是一种责任，应时刻把‘严格保护、合理利用’放在首位。”

“《世界遗产公约》缔约国的责任主要是保存和保护，除此之外才是‘适当的展出’，目的是让这些遗产能够完整地交给子孙后代。”张廷皓说，在我国“申遗”的浪潮中，一些政府部门受不良政绩观驱使，存在“重‘申遗’，轻保护”的现象，把遗产当成拉动经济消费的摇钱树，大搞旅游开放，将遗产过度包装，从而造成新的破坏。

两会召开前，张廷皓关注了这样一条新闻:山西今年有望投资18亿多元，努力把五台山打造成北方较负盛名的“清凉胜境”和国际较具影响力的“东方佛都”。对此，他寄予希望:“要把五台山等世界保护性遗产建设成为国际一流的旅游胜地，就必须处理好遗产保护和科学开发利用的关系，在适度对辖区内服务设施进行改造的同时，应该把注意力更多集中到按照古建、宗教、旅游等法律法规对遗产科学保护和管理上来，谨防政绩观错位。”

进入世界遗产名录，对许多地方来说，意味着出名和旅游业带来的丰厚收入。记者了解到，河北省承德避暑山庄和外八庙1994年“申遗”成功后，次年游人就增加了十分之一;山西省平遥古城1997年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后，1998年门票收入从申报前的18万元一跃而至500多万元;而张家界、九寨沟、黄山在内的许多景点，门票价格在申遗成功后大幅度提高。

对此，张廷皓表示，无论是文化遗产，还是自然遗产，首先是公共的遗产，都应惠及于民，政府部门要摈弃功利思想，不能向“钱”看，“在我国现有的世遗项目中也有杰出的管理范本，例如西湖，在它‘申遗’成功后的当天，杭州市政府立即承诺，将坚持六个不变:‘还湖于民’的目标不改变、门票不涨价、博物馆继续免费开放、土地不出让、文物不破坏、公共资源不占用。这样的表态，无论在国内还是世界上，都较为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