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洪波：代表非为“打鸣”而设

比喻往往蹩脚，而比兴者可能浑然不觉。北京正开全国两会，有一篇评论说，希望代表委员多些“鸡打鸣”精神。这就是一个取喻不当的例子。代表和委员能真决策、真协商就好，岂能以“鸡打鸣”为履职。

评论这样说，又有所本。来源是会前一篇“代表要像鸡打鸣”的报道。在报道中，全国人大代表周洪宇表示：“我们民进中央副主席王佐书有个‘鸡打鸣’理论。公鸡打鸣不能乱打，打得太早，会被杀了吃肉。打鸣太晚，农人都起床了，也是白打。所以，代表要像鸡打鸣，不能不打，还要打得准。”(3月1日《新京报》)

“鸡打鸣”的说法，称理论、称精神、得转述、受报道、上标题、被评论，梯次传播，算是得到认可的表现吧。只是说法固然生动，却未合人大政协、代表委员的应有之义。

人大是较高权力机关，政协是协商国是。代表体现当家作主，地位有法律授权；委员履行参政职能，经政治协商会议的参加单位推选而产生。以打鸣准确为上等境界，算度打鸣不可太早太晚，打鸣早了且有“被杀了吃肉”之忧，这能算是“生动活泼的局面”？

就算代表委员的作用真的在于“打鸣”，惧早忧晚，已经有伤当家作主和民主参政的要义，而实际上，“打鸣”应该不属代表和委员的职事。天要黑要亮，自有定数，与公鸡是否打鸣无关。古人有所谓公鸡“司晨”的说法，但早晨来不来，不是公鸡司得了，就像一个人远行平安，跟母亲在家里祷告无关。

“早叫的公鸡”确实自古就被用以形容远见不容于时世，“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也早被用作警言。这些借喻配合王权时代士大夫的境况，应该有其确切之处。王权如何运行，在称朕称孤的人之手，士大夫鸣叫不已，只是向朝廷陈说一下自己的看法，类似于“白说也要说”的意思。现代政治以代议机关为决断体制，代议士不是鸣叫一下而已，他们主要不是传递天黑天亮的消息，不是“白说也要说”，而是要使政府得以按照民众的意愿行事。

以“打鸣”为职事，就不是代表和委员。现代知识分子，虽与古代士大夫并不一样，但某种程度上，行为上确有其相似之处。现代知识分子，就是公共事务的打鸣角色。他们并无权力，却要表达看法，他们怎样打鸣，也未必能够决定现实政治的运行，“白说也要说”正是其自己的选择与承当。人大代表以宪法地位去审查权力，政协委员以制度保障去协商国家政治，作用不在于打鸣，不在于向民众报告权力的消息或者向权力报告民众的感受，而是直接作用于权力，人大使政府受到规制，政协使权力有所节制。

我当然能够了解，“打鸣”现在被视为一种可堪嘉许的行为，在于代表和委员中有人连个声响都没有，连续缺席的、多年无议案的、从来不“打鸣”的，虽然越来越少，但也并不缺乏。相比而言，能够“打鸣”也算是出色。然而，合格甚至出色的“打鸣”代表和“打鸣”委员，其实也算度精准，怕叫早了被杀了吃肉，叫晚了没有效果，这就可见“打鸣”其实有着巨大的内心紧张，远非主人或座上宾那么从容。有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提议特别不可理喻，仿佛绝属搞笑，但也许，那正是在舒解紧张、松活气氛呢。

“打鸣”显得出色，是因为有比较，而不打鸣得以成为并不少见的情况，又必然有其原因。这既与选择谁去担当责任有关，也与“打鸣”可能确实承担风险有关。如果存在着从源头上就有着一种紧张的环境，那么不仅议决的会场将变成“打鸣”的鸡埘，而且“打鸣”也会顾虑重重，变成权衡分寸、算度时机之下的选择性“打鸣”。

仅仅因为“打鸣”比不打鸣要好，就鼓励“打鸣”，而非要求代表和委员履行其本责，那就与代表和委员一团和气地面对政府一样了。对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需要时时比对职务要求，时时比对现代世界民主政治的发展水平，以促其履行责任。一个社会，在公共事务中大家各按应该做到的去做，而非马虎将就、相互打拱，才是进步之道。

(作者系长江日报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