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的另一种可能

较近闲翻“十七年”（1949~1966）作家柳青的小说《创业史》。小说中提到了“富农”郭振山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人们该打自个儿过光景的主意了。兄弟！……不能年年土改嘛！要从发展生产上，解决老根子问题嘛！”

此句无疑是极富人性色彩的，它无非是反映了一个农民对“温饱”甚至是“小康”的渴盼，朴素而自然；再说，当时貌似如火如荼的“土改”运动很明显潜藏着某种危险。据叶匡政先生介绍，当时晋绥区兴县有一个叫木栏杆村的地方，竟然荒唐到去辨认祖坟，大凡坟墓旁有围墙、石碑的都会被打成“地主”、“富农”。理由竟是，贫农搞不起这玩意儿！难怪叶匡政先生会感慨：“土改看起来改革的是土地，实际上它改变的是人心。”

所以，“发展生产”这个体现原始生产智慧的观点，在那个习惯了“折腾”的时代无疑是极为应景的。然而，在作者柳青笔下，这句话却失去了温情的可能。作家不仅以“群鸡刨食”作喻，大肆丑化之意，而且还通过女性之口，挖苦郭振山劳作时“撅起屁股”动作的可笑。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只可惜郭振山这个人物是虚构的，他无法跳出来，站在作者面前，当面对质；他能做的只有呆在那不动，任凭权力带着有色眼镜尽情俯瞰着世事的沉浮与人情的冷暖。

还有一个细节，颇具意义。在小说中，哥哥高增荣向老财姚士杰借了粮食，弟弟高增福便以“立场”为由大加责备，“你朝富农低头，对不住墓坑里咱爹的骨灰！老实告诉你！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我真不知作家是什么想的，在灾难的岁月里，一个人希冀于自家的温饱，这是多么健康、合理的人性体现！“站队”、“立场”自然是一种姿态的清高，可是难道人可以为了这些放弃“吃饭”、“睡觉”的权利？可是作家却通过弟弟高增福之口无情否定了这种历史缝隙下真实的人性，而让位于了虚假的“正义”，这是多么遗憾！

想起一段往事：当年茅盾在写作长篇小说《子夜》时，曾就小说内容向瞿秋白询问意见。瞿秋白当时是这样答复：像吴孙甫这样的“大资产阶级恶人”理应在结尾处让其露出本来面目，“自取灭亡”。后来，茅盾果真采取了此建议，于小说结尾处让主人公吴孙甫“兽性大发”，强暴了自家保姆，斯文扫地，一派狼藉之状。

卡夫卡说，人类有三种恶，一种为自然恶，一种为习惯恶，一种为正义的恶。其中危险较大的莫过于第三者——其在“正义旗帜”的掩盖下，对人性做出苛刻的要求，让人于不自觉中放弃自身善良的初衷，而委身于空洞的价值幻想，此所谓“以理杀人”。吴孙甫大概隶属于此吧。一个靠自己本领白手起家的商人，尽管有自私、卑怯的一面，但也不至于会变成“恶人”和“坏蛋”，更不会丧失自己的底线去强暴自家仆人，如此突兀的命运转折，背后推手是谁，昭然若揭。

在中国的文学世界里，总是缺少一种更为博大的人性资源，作家们总习惯在狭隘的“偏见”中打转，对于人和人爱的可能，对于历史真相的还原，对于被压在“有色眼镜”下卑微尊严的抚慰，对于人性于幽微处的辗转、挣扎、不安的洞见的能力只能阙如。我一直以为，如果生活给予我们的已经是“一地鸡毛”的琐碎与平庸，那么文学就应该是我们较后的退守；可是，当唯一充满阳光的净土充斥着的是冷硬与荒寒，或人性如此容易地让位于权力僵硬的面孔时，那么，我们较后的仰仗该是什么呢？

每每触及这个话题，我总会想到俄罗斯文学，譬如陀思妥耶夫斯基——

“所以我不接受较高的和谐，这种和谐的价值还抵不上一个受苦孩子的眼泪……之所以抵不上，是因为他的眼泪无法补偿。我愿意宽恕，我愿意拥抱，却不愿人们再多痛苦。假如小孩子的痛苦是用来凑足为赎买真理所必需的痛苦的总数的，那么我预先说明，这真理不值得这样的代价。”（《卡拉玛佐夫兄弟》，页336~377）

我想这句话足以让整个中国文坛汗颜。此中“返回罪的深渊，流着眼泪轻吻受苦大地”（刘小枫语）式的饱满人性，如碧波荡漾、清澈见底，任何人读后都会有一种触及灵魂深处的感动。这样的文学才有力量，才会让人在读后，依然能够在不同的岁月里坚守自身坚挺的良知。

所有人类高耸入云的道德机器，只要会有让孩子痛苦的可能，都没有任何意义；任何“历史理性”如果践踏了人性较后的底线，都不值得去颂扬——这是俄罗斯文学给予我们较为宝贵的启迪，也是我们这个民族较为匮乏的所在。

一个时代的文学理应有其较起码的尊严来对抗权力的侵蚀，从而提供另一种可能，即建构一种明亮、丰盈的人性，牵引我们远离世俗尘嚣，永慰漫漫人生长路。

[作者：刘世凯]

[编辑：王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