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农民工代表的履职报告：人大代表本身不是解决问题的

三位农民工代表康厚明、胡小燕和朱雪芹（从右至左）在两会现场。 （余言 CFP/图）

编者按：每年3月，因为两会，中国为全世界媒体所关注。

2012年两会更不一般。它是秋季中共十八大前，中国较重大的一次政治活动，同时也是本届人大和政协的较后一次大会。如果把两会比作政治舞台，今年两会，将是本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谢幕演出。

南方周末编辑部从本期起，将连续推出两会特别报道。本期专题，将回望本届代表委员这五年，梳理在这飞速变化的五年里，代表委员们参政议政的轨迹。我们将关注农民工代表和敢言的委员们如何履职，本届人大开展的专题询问的进展，以及人大代表学历日益提高的趋势。此外，我们还关注本届代表如何使用“特别信封”，哪些代表的资格被终止，敬请读者关注。

两会大幕将启，舞台灯光即将打开。让我们继续观察，有多少代表委员会语惊四座，又有多少官员仍将谨言慎行，而三位农民工代表，如何承载2.42亿农民工沉甸甸的希望。我们热切期待，这一世界上较大规模的会议，能对中国社会进步，有所推动，有所启示。

“大家对她的期望太高了，所有人的希望都压在她一个人身上，这不太公平。”

“我希望农民工代表数量增加，不少农民工很有理想，很有创新精神。我觉得这个群体的声音还不够响亮。”

在2978名全国人大代表中，哪几位代表身上承载了较多人的期待，要反映较多人的呼声？

答案是：广东团代表胡小燕、重庆团代表康厚明和上海团代表朱雪芹——他们三个人，要为2.42亿农民工说话。

胡小燕们是在2008年初成为全国人大代表的。在那之前，这个中国较核心的参政议政群体中，还没有农民工的身影，没有农民工的声音。

现在，三人的任期进入较后一年。回望过去几年，他们个人的境遇、心态都发生着改变，他们所代表的农民工群体和国家的相关政策也在发生改变。不过，等待改变的东西，还有更多。

突然降临的机遇

“我还不太知道，请包涵。”

踏上两会的政治舞台之前，胡小燕们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会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代言人。

“我当时都不知道人大代表是什么样的。”胡小燕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此前，她从未担任过乡、县、市、省任何一级人大代表。

胡小燕将她的当选视为“机遇”——给她和其他两人带来机遇的，是一份于2007年通过的文件：《关于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这份不过数百字的文件特别规定：“在农民工比较集中的省、直辖市，应有农民工代表。”

那一年，中国的农民工数量达到2.26亿，“农民工问题”日益凸显，国务院甚至在之前一年专门印发了《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称其“直接关系到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持社会和谐稳定”。

较终选举产生农民工代表的省市，是劳务输入大省（市）广东和上海，以及劳务输出大市重庆。

三位当选者都经过了层层选拔与考察，他们的履历勾勒出这样的形象：出身农村，迫于经济压力进城打工，从较普通、较辛苦的活儿开始干，有上进心、肯钻研，凭借自身努力成为农民工群体中的“优等生”，但都没有进入车间主任以上的管理层。

在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之前，康厚明和朱雪芹已经分别是全国劳模和上海市劳模，而胡小燕则是“佛山市十佳外来工”之一。

尽管荣誉加身，但三位代表刚当选时依然满是纯朴，对人大代表的职责也不甚了了。有美国记者曾问胡小燕：“当选人大代表后，你下一步怎么做？”胡小燕的回答是：“我还不太知道，请包涵。”

如今再问同样的问题，胡小燕们会给出滴水不漏的回答——“要多和农民工群体沟通，学会做政府和农民工之间的桥梁……”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在这几年的履职中积累了许多心得，还因为他们接受了许多次履职培训。

推动的和还没推动的

“这个代表选得好，你们看她讲得多慷慨激昂。”

“我感觉全世界都在看着我。”第一次参加两会前，胡小燕感慨。

在三名农民工人大代表中，胡小燕较先当选，性格又较为直爽，再加上广东媒体发达，导致她得到的关注比其他两人都多。到了2008年3月7日，这份关注更是达到了高潮。

那一天，温家宝总理参加了广东代表团的分组讨论，胡小燕在钟南山等两位代表之后发言，提了两点建议：优化农民工生活和技能环境，解决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

听了胡小燕的发言，温家宝转头对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说：“这个代表选得好，你们看她讲得多慷慨激昂。”

从此，不仅广东团的人都认识了胡小燕，全国许多农民工也都从报纸上、电视上知道了他们的这位代言人。后来有人找到她，说要去北京上访，要胡小燕告诉他温家宝的电话。胡小燕答复说：我也不知道温家宝的电话。说完她又补充：“万丈高楼平地起，你就是上访也是让底下那个人解决。而且不是有信访局吗？你去找信访嘛，说说情况。”

出名之后，记者蜂拥而至，胡小燕的电话响个不停。在北京仅仅十几天时间，她竟花了1500多元钱的电话费。当时，她的月收入是3000多元。

她会下的时间，也几乎全被媒体占满。几次会开下来，北京的那么多景点，胡小燕只去过天安门，还是因为有记者要拍她在天安门前的镜头。

康厚明和朱雪芹的情况也差不多。他们三人分属不同代表团，驻地不在一起，本没有什么机会接触，但各类媒体已经将他们“撮合”到一起采访了好几次。

无论是在会下的采访，还是在会上的讨论，胡小燕们讨论的基本都是农民工相关话题。但也有人注意到，这三位农民工代表提出的基本都是建议，而非议案。

“议案需要很多准备，非常严格。”胡小燕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一些代表提出的议案是有人帮忙准备的，比如一个老板，有大把的人为他做事。作为打工者，真的没有时间做很深入的调研。另外，议案大多数都是法律方面，你能了解多少？”

针对这种情况，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李昌平建议：“人大代表履行的是神圣职责，应给他们相应的条件，比如说一定的调研经费、一些助手。他们在工厂要上班，每天要干活，要是不干活了老板就要扣他们工资。”

不过，胡小燕并不认为建议的效果比议案差。她曾就农民工欠薪问题提出建议，结果第二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将恶意欠薪列入刑法；她的另一条关于“修建农民工公寓”的建议曾在两会会场内引发笑声，但从2011年开始，广东真的开始实施新政策，符合条件的农民工也可以享受保障房。

虽然她明白，自己的建议只是起了“助推”作用，但胡小燕坚持认为：“有人推进的话，肯定会好一些。”

康厚明也看到了自己的建议被落实。他曾在2009年、2010年连续提交“关于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建议，现在，农民工基本养老保险终于实现跨区域转接，基本养老保险将在“十二五”期间，逐步实行全国统筹，农民工退保现象大大减少。

当然，也有一些建议，推了又推，依然没能推动可见的变化，比如关于“允许农民工子女在打工地参加高考”的建议。

这一建议，朱雪芹也提过。四年下来，朱雪芹提了不少与教育相关的建议。她本人的经历正是一个再好不过的“知识改变命运”的故事。刚到上海打工时，她的学历是初中毕业；打工期间，她凭借自学，获得了高中文凭；其后，又被公司派往日本研修三年，从日本学习的技术是她成为技术骨干、劳动模范的关键因素；现在，她成了上海电大学生，正在攻读工商管理本科学位。

“我们这一代没有接受好的教育，把期望寄托在孩子身上，希望他们有一个好的、平等的教育环境。”朱雪芹说。她的这种愿望，代表了许多农民工的心声。而破除户籍壁垒，则正是事关教育平等的重要前提。

“人大代表本身不是解决问题的”

“如果每个电话我都接，十个胡小燕也不够用。”

可以肯定，全国人大闭会的日子里，胡小燕们属于代表中履职较勤的那一批——找他们的农民工实在是太多了。

2008年3月20日，胡小燕在媒体上公布了手机号码和QQ号码，她的手机立马被打爆。那段时间里，每天都有上千个未接来电和上千条短信，每天两块电池换着用也撑不住，较多时，邮箱里有2088封新邮件。实在撑不住，她只好关机，但这却又引发了不少农民工和媒体的质疑：公布号码又不接电话，不是在忽悠吗？

这令胡小燕感到委屈：“如果每个电话我都接，十个胡小燕也不够用。”

“大家对她的期望太高了，所有人的希望都压在她一个人身上，这不太公平。”一位多次采访她的记者说。

现在的电话和邮件，已经比较初少了很多，但每天的电话，依然会有十几通。除了较常见的讨薪维权、工伤索赔、子女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