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福东：暗杀，暗杀

这就是民国初年的政治生态。暗杀被赋予了政治合法性，且被上升到爱国的高度。

在袁世凯去世前的两年半内，美国驻华外交官芮恩施发现他“只离开过他的宫殿两次”。芮恩施认为，袁世凯封闭在自己的隐居之所，是因为内心中有一种恐惧，“这位大总统与世隔绝，大抵由于怕人行刺”。

这个观察与事实不会相差太远。共和取代专制后，革命党的暗杀惯性仍在。1912年1月16日，袁世凯就曾在北京东华门外遭到革命党的炸弹袭击。在南北议和顺利，袁世凯流泪逼清帝逊位成功的当下，却仍然免不了要被赶尽杀绝，他内心深处对革命党的观感可想而知。

袁世凯为什么坚持定都北京，想来也和此相关。如果去南京就任大总统，民国初年的历史或许会改写——他担心能在革命党的大本营避免被刺杀的命运吗？

在袁世凯遇刺的前两天，光复会领袖陶成章在上海广慈医院中弹身亡。当时法租界巡捕房即分析，“他之所以被杀，是由于他才华出众，对本埠某些军界领袖们来说是一个危险的对手。”事实的确如此。和暗杀袁世凯不同，陶成章之死牵涉的是革命党内部的权力斗争。内讧的双方是光复会与同盟会。当时还是沪军都督陈其美马仔的蒋介石，具体负责暗杀事宜，光复会的叛徒王竹卿是执行者之一。

陶成章死后，孙中山和陈其美要求缉拿凶手。较后，蒋介石避走日本。而陈其美这个暗杀大王，也在4年后被他人暗杀。

袁世凯与陶成章之外，1912年1月还发生了另一轰动政坛的暗杀事件，让保皇党领袖良弼撒手人寰。行刺者彭家珍旋即成为英雄，在上海张园，2月份举办了一场追悼会。现场香烟缭绕，彭家珍遗像前的讲台上，陆续有人上来高亢演讲，歌颂其反满的爱国主义精神。

其间发生的一个小插曲颇有趣味，有人上台说，在满清统治还没被推翻之前，开这个追悼会并不合适。这个人很快就被叉住脖子，推下讲台，在场者对此大声喝彩。

这就是民国初年的政治生态。暗杀被赋予了政治合法性，且被上升到爱国的高度。被刺杀的对象，包括保皇党立宪派，也包括革命者内部的所谓异己分子。如章太炎、林长民等人，均曾被同盟会列入暗杀名单。

这大概可以被理解为是路径依赖。反满革命期间，暗杀被祭上神坛，如陈独秀、蔡元培等人，均曾热衷此道；共和之后，因权力旁落，革命党仍无法摆脱这种思维模式，一遇政见不合，即兴暗杀之念。但暗杀终不合体制，一旦其不愿承认，就发动舆论搅浑水。北伐成功后，话语权掌握在国民党之手，故很多历史撰述出现了更严重的扭曲，包括民初较为轰动的宋教仁遇刺案，亦有重新解读空间。

力主倒袁的宋教仁，1913年遇刺死于上海车站。凶手很快抓获，国民党的舆论宣传中，袁世凯与赵秉钧是幕后主使，但当时似并无定论。史学家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对此有颇为矛盾的表达，“全案告破，证明袁世凯、赵秉钧确为主使者……正式国会于4月8日开幕，国民党议员或因得失心重，或被袁收买，对宋案迄无表示。孙中山、黄兴请严究要犯，指赵秉钧主谋，赵反诬黄兴设暗杀机关”。由后半句可见，当时只有个别国民党大佬在台面上将主谋较高层级指向赵秉钧，而赵秉钧亦有反击空间。近来有学者认为，幕后主使可能是陈其美。

民初的权力博弈，充满惊悚的血腥。很多人表面上宣扬民主共和，背地里真心信奉的又是另一套。本质上，暗杀是革命思维下的产物。革命党仍相信，政治分歧的较终解决之道不是选票，而是武力；而袁世凯，也在革命党立场大于是非的翻覆中，较终选择重返帝制。

韩福东　 资深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