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京之谜——克格勃

核心提示：叶利钦再次当选俄罗斯总统后，已经失业两个月的普京去莫斯科，寻找工作的机会。这次看上去很有把握，他的朋友将他介绍给尼克莱·亚格罗夫。在莫斯科，亚格罗夫给普京看了一份总统任命草稿，说下周这份任命他做政府主管的草稿，将由叶利钦办公室签字，然后，普京就可以上岗——做亚格罗夫的副手。 “我现在应该做些什么呢？”普京问。 “飞回圣彼得堡。签完字我们再找你！” 普京离开莫斯科，三天后，他看到报道：亚格罗夫被免职，丘拜斯接替了他的位置。那份许诺的工作，被撤消了。这并不是普京寻找工作机会的第一次失败。

克格勃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开始了他不可逆转的改革之旅。

这时候，普京完成了他在莫斯科安德罗波夫红旗学院的特训。这是普京第二次接受对外情报工作的训练。训练的目标很明确，结束后他将赴国外担任情报工作。在苏联，情报官员大致要接受过两门学科的高等教育，流利地掌握一门外语，同时经过若干次特别训练，然后才有可能获得去国外工作的机会。那个时代苏联的精英培养，莫不如此。

这次在安德罗波夫红旗学院的特训，对精通德语的普京而言，结果一开始就很清楚：他将有机会去德国工作。问题只是，他要去联邦德国，还是民主德国？“如果去联邦德国，按程序，则必须先在克格勃总局工作一年至三年。”在自传《第一人：普京自述》里，他解释说，“而去民主德国，则可以立即起程。我拿定主意，立刻外派。”1985年，33岁的普京，决定去到民主德国，开始了他的国外情报工作生涯。

普京当选俄罗斯总统之后，他的克格勃生涯，是所有人的好奇。

当年培养他的红旗学院的老师曾这样告诉媒体：“我认为他不是一心钻营的人。但是，我记得我也在他的评语中写了几条负面特点。在我看来，他当时多少有些内向，不善交流。这既可以看成缺点，也可以看成优点。”

那么，在克格勃的标准里，如何拿捏“内向”与“外向”呢？同是这位接受采访的老师说：“我们曾经有位学员完成任务像钟表一样精确。他的分析能力非常出色，所以他很快就能找到较佳解决办法。事实上，他的速度实在快，有时候你觉得还没提问，他就已经知道答案了。但是，解决问题的能力本身并不是较重要的条件，他学习结束时，我给他打的评语是不适合从事情报工作。不幸的是他的个人品质——出风头……虽然对这位学员总体上是肯定的，但他因此无法从事情报工作，他不能成为外派特工。”

克格勃，尤其是对外情报人员的素质——“职业情报人员要学会在孤身一人的情况下完成任务，在任何环境下都让自己感到自然和随意，不能让自己表现得卓尔不群，同时能控制自己的言谈举止并监督周围的人。职业情报人员不仅应当聪明，而且还要非常值得信赖。”很显然，普京符合这样的标准。比较之下，克格勃的标准，警惕的是“外向”——出风头。

有意思的是，普京在自传里，对自己的评论用了一个很专业的词汇：“过低的危险感。”在回答“在关键时刻能保持镇静”这一问题时，普京说：“我能保持，甚至过于镇静。后来我读情报学院，在那里接受过一次测试，他们认为我‘过低的危险感’是负面性格特征，而且是非常严重的缺陷。你必须在关键时刻迅速动作，才算反应良好……很长一段时间，我是靠危险感工作的。”克格勃生涯所塑造的普京，特别是他的个性特征，是我们认识他的关键。

妻子柳德米拉·普京娜带着1岁半的孩子，跟着普京一同去到民主德国的德累斯顿。在国外工作，对当年的苏联人，是一种荣耀。柳德米拉的记忆更感性：他们（民主德国人）每周都要清洗窗户。商品丰富——虽然赶不上联邦德国，但总比俄罗斯强。有一个细节我很惊讶，是一件小事，清晨上班前，大约7点，德国各家的妻子来到后院，在两根柱子中间拉起一道绳，然后她们把洗好的衣物晾出来，一件一件，非常整齐，大家都是一个样子。民主德国安全部门的人工资比我们高，当然我们想方设法节省开支，为的是攒钱买一辆汽车。真的，我们坐在皮箱上梦想回家。较初我们非常想家……

5年的国外情报生涯，生活方面，普京的记忆只有一件：“我们常去一个叫做拉德堡的小镇，那里有民主德国较好的酿酒厂。我经常要一个3升的小桶，把酒倒进桶里，装上龙头，然后可以直接从桶里喝酒。所以我每周喝3.8升啤酒。我的体重因此增加了25磅，达到了165磅。”普京当选总统后，俄罗斯记者找到了这家名为“爱慕德尔”的啤酒小店，店主还记得普京，“他一次也没喝醉过”。俄罗斯旅游公司由此推出了德国的“普京之旅”，拉德堡小镇的这个小酒店，被命名为“普京角”。

民主德国5年时间的情报生涯，改变了普京的体重，还改变了他什么？

大学毕业，普京即分配进入克格勃，这是1975年。在第一次参加特工们的讨论，拟定出工作计划时，普京的意见让老特工很意外：“这样不行！为什么？不合法！”法律系毕业的普京的这个反对理由，让老特工吃惊。“什么法？……我们有上级指示！”“菜鸟”普京遭到老特工的讥讽与教导，“对我们来说，上级指示就是法律。”普京由此开始职业生涯。只是，这种开始并不让普京感到愉快，他说：“我的同辈人都有同感。”

 在苏联，搞情报工作的必须是党员，但对普京这一代克格勃而言，“党的干部不受欢迎。专职党务干部调入情报部门后，结果都是一事无成，不是混官做的，就是野心家。那里有各种党务干部，他们一般都是自我膨胀的人。他们把自己看成大领导，不想做具体工作。所以他们引起专业人员的怨恨，也是自然的事”。

“专业人员”普京以及他那一代克格勃新人，如何建立自己的身份认同与职业尊严？

可以在国外工作的情报处始终是克格勃里较让人神往的组织，只是，在国外工作，即使在同一社会主义阵营里工作，仍不免价值观遭受冲击。对于情报人员，较困难的是，从国外回来后很难习惯苏联的现实。普京的解决之道是寻找老一些的同事交谈，“当然不是斯大林时代的老同事”。这条解惑之途，在相当的意义上开启并拯救了普京。

“我有位朋友在阿富汗工作，负责安全事务。他回国后，我们什么都问。你还记得当初这里是什么样的吗？凡是与阿富汗有关的东西都能引起‘乌啦！’我们都觉得有种强烈的爱国热情。所以我们才找他谈话，问他在阿富汗工作的感受。要知道，在阿富汗发射导弹需要他的签名，没有他的签名，轰炸绝对无法实施。他给我的答案使我大吃一惊：‘你知道，我衡量工作结果的标准是有多少文件没有签字。’这确实令我震惊。经过这类谈话之后，我反复思考，这些人都是权威，他们是我尊敬的人。忽然他们的观点与人们习惯的既定说法背道而驰。当时在情报部门，我们允许有不同的想法，我们可以说一般人不允许说的话。”

“衡量工作的标准是有多少文件没有签字”——拒绝才是一种能力，一种评判工作的标准。这当然让人惊讶。绝对忠诚之下，普京很偶然发现了可以摆脱控制形成自我的“自由”。这或许让普京自己都深觉意外。极权体制下的情报人员，是制度性逸出僵化意识形态控制的那一小部分人。欧洲人，包括俄罗斯人在研究苏联变革的起点时，共同的认定是，改革开始于同样是克格勃出身的安德罗波夫——“他对苏联真实状况，比任何领导人都知道得多。”可惜他在位时代太短，只能由他选择的接班人戈尔巴乔夫来完成苏联变革。

部分政治研究者在分析普京时，注意到了情报机构这种特殊性，但在此途上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