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福：要不要限制“赴港生子”？

　　【背景】近日，以“大陆游客在港地铁进食事件”、北大教授孔庆东针对港人言论为导火索，引发部分香港居民对大陆的强烈不满。其中，内地孕妇赴港分娩、“双非儿童”占用社会资源的问题，再度成为媒体焦点。

　　所谓“双非儿童”的居港权问题，是指父母都非香港居民的中国籍儿童，是否可以仅因在港出生而取得香港居民的身份。

　　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24条第一款，“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以前或以后在香港出生的中国公民，为香港永久性居民.”上述条款，常被类比于国际法上的“国籍取得出生地主义”——按照这—原则，凡在一国境内出生的人，都具有该国国籍。

　　内地与香港的福利保障差别巨大，导致内地居民“赴港生子”渐成时髦，较终引发了两地部分居民的言论摩擦，也暴露了一些政策性缺陷。那么，内地居民赴港生子所产生的“双非儿童”居港权是否是其自然权利？如果收紧内地居民“赴港生子”准入制度，会带来哪些后果？

　　移民法专家、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国福认为，“双非儿童”能否取得居港权，本质上是个公共政策问题和移民问题，而非一项自然权利，应由香港政府慎重决定。同时，由于牵涉方面太多，即便准入制度收紧，社会效果也未必如愿。

　　刘国福指出，从当前全球范围来看，实行“国籍取得出生地主义”的国家和地区已是少数。通常而言，授予新生儿国籍的义务，应由其父母所在国承担。只有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如新生儿父母国籍无法确定，或均为无国籍人士时，基于人道主义原则，才由新生儿出生地所在国授予国籍。参照联合国《减少无国籍状态公约》，这一精神非常明显。所以，从移民问题的角度来看，根据“一国两制，高度自治”的政治框架，是否授予“双非儿童”居港权，本应由香港特区政府决定。

　　但是，国籍只是一个纽带，核心还是其背后的公民权利和社会福利。“吸引人才和投资”与“稀释社会福利和资源”间的矛盾，并不容易解决。在美国等仍然保留了“国籍取得出生地主义”的国家，呼吁修改相关法律的舆论也并不总占绝对优势。

　　据刘国福教授介绍，反对修法的理由主要是，这一制度能够吸引更多移民，其效果包括：移民所带来的劳动力，填补了本地的大量低端工作岗位，这些低薪酬、机械性的工作，本地人往往并不屑做，所以就业冲突并不严重；取消这一合法入籍途径，会产生大量非法移民，而如果严格根据法律程序来排查和遣返他们，需要付出极高成本，历时也可能需要几十年，这时，这些人中的大部分或已过世，取消“出生地主义”变得意义不大。加上伴随移民而来的投资和消费，以及迁入地本身低出生率、人口老龄化等问题的存在，如果修法，缓解当前财政、福利压力的效果未必能如所愿，新增社会问题同样不少。

　　上述理由，同样适用于香港，虽然香港是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来自内地的“双非儿童”，很难说不是把“双刃剑”。所以，在刘国福看来，如何应对“双非儿童”问题，需要香港特区政府足够审慎。■

　　（财新记者 任重远 采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