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军：“出租车新政”管用吗？

　　【背景】作为城市的“窗口”，出租车行业正越来越成为许多地方的难言之疾：服务水平低下，拒载现象严重，甚至停运个案也屡有出现。深层次原因，在很大程度上与劳动关系不规范、承包费用不合理、司机权益难以保障等相关。

　　2月27日，一个被称作“出租车新政”的措施出台，国家三部委携手推出为期两年的“出租汽车行业和谐劳动关系创建活动”。其核心包括，推行出租汽车企业员工制经营模式，代替目前承包挂靠制；推行以车辆承包费用（即“份儿钱”）、社会保险、劳动收入、休息休假等为主要内容的工资集体协商制等。

　　事实上，近年来关于出租车行业的经营管理模式，一直处于争议与探索之中，而此次“出租车新政”是不是摸准了脉门？效果又能有几何？

　　中国政法大学王军博士认为，出租车行业的问题错综复杂，此次新政选择了几个容易解决的问题作为突破，或许是个不错的策略。但是，由于政府对该领域的介入越来越多，对其管理能力也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在不触及核心问题的情况下，新政的效果究竟如何，现在还不能过于乐观。

　　这位著有《为竞争而管制——出租车业管制改革国际比较》的学者认为，此次新政切入的角度，主要是打车难问题、车辆承包费和司机的劳动权益保障，而对于出租车公司的产权问题，总量控制和特许经营问题，都没有涉及。

　　王军说，从本次新政的具体措施来看，政府对出租车行业的介入已经越来越多。现在，无论是起步价、职工待遇、休假制度，还是车辆承包费，都没给出租车公司留下太多的自主空间。从管理公共资源的角度来说，这种介入有其合理性。但是，这也对政府的管理能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冯正霖近日表示，“将加强出租汽车经营成本核算，合理确定出租汽车经营承包费用。”“各地要建立出租车运价与成品油价格的联动机制，及时调整出租车运价。”

　　在王军看来，完成上述核算的难度极高。“由于缺乏真正的市场化竞争，现在出租车公司的利润空间到底有多大，甚至出租车司机的实际收入很不透明，难以做出合理的计算。”

　　他从制度比较的层面上分析说，这其实很类似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对出租车行业采取的管理模式。“日本人较喜欢精细的控制和计算，但是由于信息的分散，较终发现这种模式难以成效。中国的情况更加复杂，要想超越它，对政府的监管能力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在这种情况下，新政的目标能否达到，切实解决打车难和劳资关系问题，王军也持审慎态度。“这种通过政府管理来平衡劳资利益的方式，并没有把‘黑车’的因素考虑在内。就算内部的利益分配能够平衡，如果‘黑车’的竞争影响了其作为整体的利润空间，这一平衡势必被打破，劳资关系问题较终还会暴露出来。况且，当前出租车行业的冲突，只有超过一半是关于劳资关系问题；尤其在地方上，企业和司机的产权矛盾也非常普遍，这需要从根本上来解决。”

　　王军主张，就当前来看，增加出租车数量、丰富“电话约车”等服务类型，都是可行的改革措施。“这个行业的情况确实复杂，只在理论上讨论意义不大，很多措施我们只有去具体尝试了，才能看到具体效果。然后，再不断改进。”■

　　（财新记者 任重远 采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