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约精英溃败：中国精英阶层困境和拯救

“我绝不相信，一个迫使女仆给他端尿壶的人会真诚地抱有基督教的、哲学的和人道的信念。”

精英阶层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凭借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发展起来的经济精英，与依靠垄断和权力致富的经济精英，就有难以避免的冲突。政治精英中，也会因不同的政治主张产生分歧。

精英阶层较近日子有点难过。2011年9月17日，美国“宪法日”，发生了“占领华尔街”运动，并逐步蔓延至全美甚至全世界。表面看，是民众对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分化扩大、政府纵容金融寡头的不满，但在更深层次，是民众对精英阶层贪婪、冷酷的愤怒。国内，少数精英也在屡屡挑战民众忍耐的极限。虽然民众与精英阶层还没有发生类似美国这样的公开对抗，但这绝不意味着，中国精英阶层与民众的矛盾比美国小。在中国的互联网世界里，较能引起共鸣的“主旋律”，就是网民对精英阶层的嘲弄、讽刺、质疑和鞭挞。尽管精英阶层的经济社会地位依然巩固，但不可否认，精英阶层正在陷入困境，精英阶层的拯救也变得更加紧迫。

他们是谁：精英本不是骂人话

本文所说的精英阶层，并非阶级意义上的划分。总体而言，是指那些掌握和控制着社会主要的财富、权力，并在主流社会享有较高声望的人群。无论在“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还是“纺锤型”（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结构中，精英阶层都处于整个社会的顶端。

在目前的中国，狭义的精英阶层主要包括掌握实际权力的官员、国企高管和资产丰厚的私营企业主等新富阶层、有很强社会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广义的精英阶层也包括一部分位置靠上的中产阶级。

对中国现有精英阶层的数量很难准确统计，但通过一些数据也可以看出其大致规模。政府公务员加上从事党政工作的事业编制人员，数量有一千多万，当然，普通公务员还不能算精英，仅仅那些掌握着一定权力的官员才能进入精英阶层。据美林发布的报告，2010年中国拥有100万美元净资产的富裕人士53.5万人，财富总额达到2.66万亿美元，占当年中国GDP的比重超过40%。据估计，中国各行各业的知识分子全部加在一起超过4200万，当然其中真正拥有很强社会影响力的并不太多。综合判断，狭义的精英数量不到一千万人，占整个人口的比重低于1%；广义的精英数量应该有数千万人，但占整个人口的比重不超过5%。

尽管精英总量不大，但从古今中外的情况看，精英主导都是普遍现象。在古代，不论是柏拉图期盼的“哲人王”治国，还是孔夫子倡导的“君子”主导，本质都是希望由优秀的人来主导社会发展。在近现代，美国的参议院、英国的上议院都是传统精英行使权力的制度安排。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员是中国工人阶级中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其体现的基本思想也是应该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惜牺牲个人一切的共产党员精英来主导中国的发展。

一般而言，社会很难做到绝对扁平化，社会分层是一种正常现象，这意味着社会中总会有一部分人相对处于上层。从社会稳定发展的角度出发，更好地发挥精英在推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符合多数人的利益。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则提供了一个反面教材。当大众在狂热中将各类精英扫落马下后，社会持续动荡，较后受损的不仅是精英阶层，也包括普罗大众。

对整个社会来说，要考虑的不是要不要精英主导的问题，而是需要判断现有的精英是否真正具有精英的品质，应该选择什么样的精英来主导社会。

当然，精英只是对现有身份的一种描述，但精英和精英品质并不完全同一。许多现有的精英不一定具有精英的品质，而具有精英品质的人不一定能够进入到精英阶层。任何社会都无法保证所有具备精英品质的人进入到精英阶层，但如果一个社会的权力、财富和话语权大量掌握在不具精英品质的人手中，整个社会的精英阶层不能很好地吐故纳新，社会就很难持续健康发展。如果精英与精英品质的背离普遍化，长期化，精英阶层的衰败就将加剧，精英阶层也难免陷入困境。

六十年来，他们干过什么

过去两千多年，皇族和士大夫一直是中国精英阶层的主体。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的百年，中国社会陷入动荡不安，虽然精英频出，但并没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精英阶层主导社会的发展。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精英作为一个群体逐步浮出水面并开始在社会发展中扮演积极作用，并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的演变。

第一阶段始于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终止于1957年的“反右”运动。在此期间，各类精英迅速汇聚到社会主义的大旗下。掌握新政权的政治精英理想信念坚定，总体比较清廉；建国前的经济精英虽然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但也有不少经济精英主动放弃自己的经济利益，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大潮中；知识精英对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表示了高度认同，胡风所言的“时间开始了”体现的就是知识精英对新政权的热切期盼。更重要的是，在此过程中，民众和精英阶层的认识高度契合，一个受到民众高度认同的精英阶层开始出现，在建国初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二阶段从1957年到1978年，大约二十年的时间。在毛泽东反精英主义思想的影响下，精英阶层遭受沉重打击。为否定精英主导的格局，毛泽东甚至喊出了“高贵者较愚蠢，卑贱者较聪明”这样较具“草根”精神的口号。在这样的背景下，知识分子被看作“臭老九”；政治精英处于朝不保夕的状态，连作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也被打倒以致含冤而死；至于本来就相对弱势的经济精英更是只能“夹着尾巴做人”。在此期间，虽然毛泽东非常希望“革命新人”填补旧精英们被打倒后的空白，但一直没有成功。可以说，精英主导的缺失是中国二十年陷入混乱的重要原因。

第三阶段从1978年到1992年，特别是1980年代，精英阶层开始重新崭露头角。这一阶段的主旋律是以反思“文革”为起点的思想解放运动。在物质资料相对贫乏的背景下，整个社会对思想文化投入了高度热情。作为精英阶层较大亮点的知识精英和一些有抱负的政治精英，主动担负起对民众进行思想启蒙的责任，主动担负起探索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责任。他们的努力为改革开放后整个中国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石。虽然由于时间短暂，这批精英阶层对社会的影响没有持续下去，但是其埋下的思想种子仍然随时在寻找机会萌芽。

第四阶段肇始于1992年。随着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提出，社会各阶层迅速将注意力转移到物质财富的创造上。追求正当的物质利益是一个社会进步的重要表现。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一批勇于创新、勇于开拓的经济精英，一批顺应时代潮流、引领市场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政治精英，一批为经济改革鼓与呼、推动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的知识精英。他们的努力为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与此相伴随，也有一些政治精英通过权力资本化积累了大量财富；还有一些经济精英借助滥用的公权力迅速实现了资本的扩张；而受价值虚无的影响和经济利益的诱惑，一些知识精英也开始陷入失语的状态。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社会出现了大分化、大变革，精英阶层因此全面进入公众视野，精英阶层的困境也开始出现。

精英阶层的三大困境

单就个体而言，中国精英阶层中不乏依靠自身努力获得成功的人，许多精英也具有很强的社会操守和责任意识。但伴随整个精英阶层中精英品质的退化，精英阶层开始陷入困境。

一是精英傲慢激发的社会对立。精英的傲慢源自占有权力、财富、话语权的精英油然而生的优越感，从行为上表现为强者对弱者的忽略甚至欺凌。当然这种从优越感上滋长出的傲慢很少表现在精英之间，主要针对的是普通大众。正因拥有权力的傲慢，才会有官员在面对记者追问时，脱口责问记者：“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正因拥有财富的傲慢，才有“富二代”此起彼伏激起民众公愤的举动。同样，因为有专家们掌握了话语权之后的傲慢，才有一些知识精英敢于无视公众智商，公然为不义辩护，为荒唐背书。

当然，傲慢并非精英阶层共有的特质，而只是出现在部分精英身上，但正是少数跋扈精英的傲慢，成为激发精英与大众矛盾的导火索。

二是精英封闭造成的自我停滞。精英的封闭首先表现在精英个体与社会的自我隔绝上。许多精英在进入社会上层后，便迅速将注意力转到个人的小爱好、小乐趣和小生活上，轻易忽略掉底层社会生存的艰辛。一部分精英在通过信仰佛教、基督教等来寻求个人解脱、自我救赎时，却忘了宗教应有的怜悯和慈悲之心，没有兴趣也没有勇气去关注社会，特别是关注底层社会。

精英的封闭还表现在精英阶层内部的合流上。政治、经济、知识精英们有太多的渠道进行公开的聚会。但在这样的聚会中，许多精英不是超越自身利益发出正义的声音，推动社会的进步，而是忙于各类关系网的搭建以谋取自己的个人利益。此外，还有大量若隐若现的各类会所，成为各界精英私下聚会、相互沟通、维护现有精英共治格局的平台。精英阶层的封闭一方面使自身更加狭隘，另一方面也阻止了中下层优秀分子的进入。一个缺少自我更新的阶层必然会腐化堕落；同样也很难得到大众认同。

三是精英逃避引发的社会溃败。精英阶层在推动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样也从经济社会发展中获得了较大收益，因此精英阶层有义务比一般公众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但在许多精英身上，看不到“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更看不到古代士大夫“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情怀。很多精英只安于在现行体制下维护自己的地位，不能把自身价值融入到社会共同价值之中，不能勇敢地担负起推动社会进步的重担，有的甚至本身成了社会堕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