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难的伤疤：一个矿工村的生存样本

王多权每天要躺着工作10个小时。一双鞋垫要花上10天才能完成，而刺绣整幅作品耗费的时间则更长。2008年汶川地震，王多权捐出了十双鞋垫。青海玉树地震，王多权给平利县委写信，要求组织义卖，但未获回复。他希望有人买他的鞋垫。 （曹宗文山姆哥/图）

这里是矿难的另一个现场：矿工输出的源头。

在陕西省安康市平利县八仙镇，较高峰的时候，每年有数以千计的壮年男性到山西当矿工。过去的20年里，频发的矿难，让这里成为了国家能源链条上，较疼痛的一环。

没放鞭炮的家庭

在贫困的驱使下，往日熟练的农民成为笨拙的矿工。他们没有太多安全知识，且只能寄身无证或者条件差的小煤窑。

镇上烟花的声音循着溪水进到深山。过年的热闹，让王多权觉得悲伤。

在这豹溪沟尽头的房子里，家具都已经破旧了，搭着布帘的21吋电视机是唯一的大件电器。瘦小的王多权躺在床上，眼窝深陷，屋内漂浮的灰尘顺着光线落到他的头发上。

雪从腊月底开始，已经下了一个多星期。正是一年较冷的时候。煤块在床边的炉子悄悄燃烧，但热量似乎被寒冷吞噬尽了。36岁的王多权已经躺了16年了。16年前发生在山西煤矿的事故，砸断了他肩胛下的脊椎，并将他的人生死死地定格在山间的家中——王多权自腰部以下瘫痪，大小便失禁。

王多权的家乡陕西省平利县八仙镇，地处高寒山区，土地贫瘠，是中国较贫困的地区之一。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外出务工的浪潮席卷了山乡，男人们抛妻别子去往外乡谋生。务工收入逐渐成为当地经济的支柱。

在20世纪90年代初，经济发展催生出能源开发的热潮。一大批安全生产不合格的矿井和黑煤窑在山西出现，并需要大量劳动力。淘到第一桶金的山乡村民回到家乡，将山西描述成为一个遍地都是“乌金”的地方。

越来越多的八仙镇男人在贫困的驱使下，走进了矿井。这些新矿工多数没有太多安全知识，他们并没有机会进入国有矿井，只能寄身无证或者条件差的小煤窑。

“当初去山西挖煤，就是为了赚够结婚的钱。”王多权说。1996年春节后，20岁的王多权放弃了在家中烧木炭的营生，和亲友一起到山西省汾西县一处私人煤矿做矿工。八仙镇的矿工多数是王多权这样的中小学毕业生。父母放心王多权外出是因为煤矿的承包者就是他的表哥。

王多权需要将几百斤的煤车拉到指定的位置，上班十二个小时内他可以拉30车。每车的工资是8毛多，这样他每天就可以挣到二十块钱。每次上完班都黑得“只看得见一排牙齿”，很多人累得衣服也不脱就躺倒睡下了，王多权则每天都坚持洗澡，衣服也是洗得干干净净。

“8月16日中午两点多，”王多权清楚地记得16年前的那一刻，“半吨煤啊，突然塌下来压在我身上，当时并没有昏过去，我摸了摸腿，已经毫无知觉了。”后来到医院他才知道，煤块砸断了他的脊椎。

八仙镇每年都有数以千计的壮年男性到山西做矿工，这里的小孩子在很小时就已经明白冒顶、透水、瓦斯爆炸的含义，矿难将两个相距千里的地方牢牢地纠缠在一起。在八仙镇乌药山村一组，数十人的廖家湾院子近年已有四人在矿井中死去。小伙子春节后活蹦乱跳地出去，回到家乡的往往就只有他们的骨灰盒，到山西做矿工被称为“脑袋拴在裤腰带上”。

过去的16年里，是父母支付着王多权维生的粮食和药品。因为是亲属，王多权获得了表哥付给的两万元赔偿，煤矿的承包者表哥当时也没有什么钱。

中国矿业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陈红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中国煤矿事故死亡人数，占全世界煤矿死亡总人数的70%左右。”王多权是“70%”这个数字之外的“幸运者”。

事故后，未婚妻到医院看过王多权后，便不再应承结婚的事情，计划中的婚事泡汤了。之后，未婚妻转而嫁给了王多权的弟弟。为了照顾王多权，家中经济一直很紧张，在为王家诞下一名女婴后，弟媳还是离开了豹溪沟远走嫁人了。

春节前两个月，父亲忽然去世了。父亲死前忙于修建一口水池，一直在几公里外的沟口背石头、水泥，日夜赶工。他想用池里的水熬制麻糖去集镇上卖。水池刚做好，父亲就大口吐血，等到家人发现倒在地上的父亲，他已经没有气息了。

年关时节的大雪，将王多权家的房屋和荒山连为一体，清冷灰暗。邻居多数都已经搬出山坳，院子里静悄悄的。偶尔，阳光透过窗户将屋里照亮，化雪的水从屋檐滴进水窝，听着声音王多权可以感到一丝生机。

王多权家已经很久没有放过鞭炮了，自从他出事之后，这个家庭的神经始终处于紧绷状态。有人说，陕南农村过年不放鞭炮的人家十有七八是在煤矿里出过事儿的，因为悲伤和贫穷。在豹溪沟的几十户人家里，就有十几人死于山西的煤矿。山沟里静悄悄的。

父母给儿子把棺材都备好了

据不完全统计，仅该镇豹溪沟、石水沟、仁溪沟，死于矿难者就超40人。

没有人统计过在过去的20年里，八仙镇有多少人把性命或者肢体留在了遥远北方的煤矿上。南方周末记者走访了解到，仅该镇豹溪沟、石水沟、仁溪沟，死于矿难的就超40人，这些壮年人的坟茔，散落在山间的杂草后面。

在一次几乎和王多权一样的事故中，八仙镇百好河村的高章平自腹部以下瘫痪，他与王多权是同年。1993年，考上县中却无钱就读的高章平到山西挣学费，在矿井中被砸断脊梁回到家乡。

“当时想能挣着钱了，就回家继续读书。”高章平很后悔自己当时去山西的决定，造成自己一辈子的困厄。当时，涉世未深的他并不知道身上的伤意味着什么，在被矿老板包车送回家后，他下半身开始萎缩。

八仙镇石水沟村的伍海曾是当地风云一时的“矿老板”，他从汾西县林业局承包了一口矿井，短短的几年时间里，他的矿井里进驻了上百名老家的矿工，他自己也聚集起数十万元的资产。在矿工们的回忆中，伍海曾是一个慷慨的“老板”，有人死伤，他给付赔偿从不小气。在赔偿标准还是十多万元的2000年，他曾对一名受伤瘫痪的矿工一次性赔偿30万元。

2008年初，一次下矿巡查时，伍海和其姐夫双双因瓦斯中毒死亡。仅有三十一岁的“老板”，留下年逾六旬的父母孤苦地照看他刚刚出生不久的龙凤胎儿女。

众多的家庭因为远在山西煤矿的事故分崩离析，他们在失去丈夫、父亲和儿子后，女人们为生活所迫改嫁，而老人和小孩则面临绝境。

“在中国，似乎从来都是较穷的、层次较低的人去干煤矿、做采煤工，贫穷是中国煤炭生产事故层出不穷的较主要根源之一。”兖矿集团副总工程师王振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资料显示，我国煤矿井下采掘一线80%以上为农民工。这些农民工大都来自八仙镇这样的中西部贫困地区。

缺乏有效救治和康复训练，让高章平和王多权几乎处于濒死的境地。王多权在治疗期间因营养匮乏导致肠胃并发症，很长一段时间不能进食，一度昏迷。当时，父母已经替王多权准备好了棺材，直到医生帮他调理好肠胃，才逐渐缓过来。

高章平的读书梦也彻底碎了。住在山崂上的他曾长期被褥疮困扰，伤口鲜血淋漓长达数寸，腐烂至股骨，令他痛不欲生。山上无法使用轮椅，自背部断裂的脊椎也使得他无法坐立起来。

“屁股上没有肉，坚硬的骨头常常把屁股上的肉皮磨破。”为了能坐上轮椅行动，高章平特地买了藤椅锻炼自己坐立。由于下身只剩皮包骨，虽然无法察觉疼痛，但腐烂却会一直蔓延。

2004年，已经可以坐立的高章平辞别了母亲，从山崂上搬到百好河村委会附近，他花了一千块钱在平坦的村委会附近盖起了一间小屋。虽然，自己花光了仅剩的积蓄，高章平还是愿意将自己能搬家的功劳记在村支书的头上。

村里为他批了地基，还给了他一小块土地，民政部门也每个月发给他250元“五保金”。“幸亏有田支书，我才能勉强过下去。”高章平觉得，多亏村官的帮忙，他才有了指望。

2012年1月22日是除夕，漫山遍野的鞭炮声使高章平想起了还在山崂上的母亲。此前几年，年逾七十的母亲还可以从山崂上走下来和自己团圆，今年却一直没有等来母亲的身影。老母亲身体衰微，已经下不了山了。

“母亲都没来，哪像过年呢？”在这个较为重要的节日里，高章平甚至吃得比平时更差一些。一想到年迈的老母亲一个人在山上孤苦伶仃，高章平就沮丧起来。

王多权家里的团圆饭吃得沉沉闷闷，去年还坐在主位上的父亲，而今已不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