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该为湖北老农自杀负疚

湖北咸丰县六旬老人潘启厚患病3年，久治不愈，为了节约费用供两个孙子读书而放弃治疗，喝农药自尽。据了解，潘启厚的小儿子于2011年患肝病去世，家中接二连三的灾难已花光6万元积蓄，并欠债14万元。

儿子去年已经病死，自己缠绵病榻多年，在浓浓的年味之中，这个久病的老人以“饮鸩”的方式，平静地处置

了自己的生命。

邻居亲友曾伸出援手，不过，在巨额的医疗费用面前，都是杯水车薪。政府的关怀救济，如新农合之类的制度，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因病致贫的状况，但从潘家的情形看，更多基于互助共济性质的新农合不免脆弱，很难真正将他们从接二连三的大病危难中拯救出来。

事实上，潘启厚家的遭遇虽属个例，却也折射出时下中国农民在面临不测灾难时无比脆弱的抵御能力。一家人辛辛苦苦打工赚钱、种地糊口，如果一直无灾无病地走下去还好，基本上可以保证衣食无忧、生活安康。一旦有个大病小灾，生活马上就会急转而下，落入无边的黑暗之中。可以说，这样的困局威胁着每一个家庭，绝非一个潘家而已。

农民面对疾病困扰的这种无力感，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其自身经济能力的不足，很难承担高昂的治疗费用；另一方面，却也与农民缺乏足够的制度庇护密切相关。新农合在很多地方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破解了农民看病难、就医难、看病贵的难题，但是，对于那些贫病交加的农民而言，就医成本的居高不下以及由此带来的沉重负担，似乎还难以完全消弭。

那么，如何切实降低农民因病致贫、返贫的风险？卫生部部长陈竺日前表示，“十二五”期间，要把增强对农民健康的风险保护作为巩固完善制度的突出重点，在普遍提高参合农民受益程度基础上，建立稳定的重特大疾病保障机制。

潘启厚逝去了，到底谁该为这位老农的自杀负疚？可以预见，他留下来的问题不会消失，还将长久拷问着政府乃至制度上存在的某些疏漏之处。

胡印斌（相关报道见A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