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燕榭读书丛札

黄 裳

建文逊国之际月表

明初自燕王“靖难”夺权以来，建文帝焚死或出走之谜一直成为永乐帝朱棣心中重重心事，终身不辍。一方面以极残酷的手段处置效忠建文诸臣及其家属；另一面又派遣得力人员做全国性的搜索，秘密进行，企图得到建文的下落。可见建文未死，远走他方的传说，在当时是一种口耳相传的敏感话题，连皇帝也知道。可怕的是全国老百姓的同情都在建文方面，这就使朱棣睡不能安。这样，建文逊国也成为朱明一代人们议论研究的话题，随之产生了种种著作。这本《月表》记得原不只一种，都是涉及建文下落问题的，是崇祯中嘉善钱氏所刻，几经离乱，现在只剩卷下一册了。

这书的刻法也颇别致，作者当是刘廷銮。版面上下分三格，上格是永乐纪年，中间是大政摘记，下面则是建文事记。起“永乐元年癸未，讫正统五年庚申冬十月”。所记建文踪迹颇详，以“师”称，当是祝发以后事。宣德四年九月有“师复蓄发”记事可证。有从者，有“师祭从亡诸臣于庵”（宣德元年八月）。游行经历有云南（永乐二年正月有“师离云南”纪事）、襄阳、贵池、宣城、杭州西湖、天台雁荡等处，直至粤西。正统五年“师春秋六十有四”，正统五年“师至南京”“寓大兴隆寺”，时朱棣已崩于洪熙元年五月辛巳矣。

此书中栏所著，颇有可记者。

“以北平为北京”。（永乐元年二月）

“设北京国子监”。（永乐元年二月）

“欲锢僧录溥洽，时有言建文皇帝匿于洽所者，已而左迁其官。”（永乐四年四月）

“建北京宫殿”。（永乐四年闰七月）

“户部人材高文雅言时政，首举建文事，无所忌讳。”（永乐四年十一月）

“取白沟阵亡军士之骸，以头骨规成数珠，赐内官念佛；法制囟骨之深者为碗，盛水以供浮屠。”（永乐五年二月）

“太子少师姚广孝等进‘重修文献大成’书，赐名‘永乐大典’。”（永乐五年十一月）

“遣中官郑和领兵航海，通西南夷。封海神宋灵惠夫人林氏为护国佐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天妃。”（永乐七年正月）

“作寿陵于昌平”。（永乐七年五月）

“诏法司解建文诸死事臣禁令。”（永乐十一年正月）

“教坊司故齐泰、铁铉之女，以终不受辱事闻，赦适仕人。”（永乐十一年正月）

“解缙死于锦衣狱。徙其家辽东。”（ 永乐十三年正月）

“吕震请贺大岩山呼万岁，不许。”（永乐十三年三月）

“《五经四书性理大全书》成。”（永乐十三年九月）

“寿陵成。进封王通成山侯。”（仝上）

“复诏群臣议营建北京。”（永乐十四年十一月）

“重修太祖高皇帝实录成。革除四年中，史臣称建文皇帝荒淫佞佛，方孝孺临难叩头祈哀。”（永乐十六年四月）

“山东都指挥卫青击破妖贼唐赛儿，遁。”（永乐十八年三月）

“诏大索妖妇唐赛儿。”（仝上）

“改京师为南京，称行在所为京师。”（永乐十八年十一月）

“胡溁自均襄还朝，驰至宣府，夜谒上。上闻溁至，披衣起，召入赐坐。溁奏，建文君踪迹不足虑，上悦。”（永乐二十年三月）

“秋七月辛卯上崩于榆木川。”（永乐二十二年）

“谕礼部：凡建文诸臣家族发教坊司、锦衣卫、浣衣局、鞍辔局、功臣家为奴婢、习女、配象奴，今有存者，悉赦为民，给还田土。次日并放邓散骑家妇人三口。”（永乐二十二年十一月）

“葬长陵。”（仝上）

《月表》的作者自有他的心思，我的摘抄也有我的用意。鲁迅先生对明成祖朱棣深恶痛绝，其处置建文诸臣的手段凶残无比，远离人道之外。“罪臣”的妇女亲属都送“教坊司”，人们都知道那是什么地方。但在朱棣死后，继位者清理他留下的滥摊子，发现除习知的教坊司外，还有“浣衣局”、“锦衣卫”等设施，凡发放在这些地方的建文诸臣家族妇女，一律放免。这是传统新皇帝登基后必有的“大赦”，也顺便清理遗留下来的政治恶行残迹。尤使人惊异的是，齐泰、铁铉之女，已发往教坊司的，因“终不受辱”，终得赦免，嫁给仕人了。这桩公案，鲁迅是做过考证的，不料结局却是喜剧性的。看来这条记载不像是伪造，《月表》作者没有为永乐涂脂抹粉的动机和必要。

细想封建时代为妇女留下的出路约有两条。一是封建道德“忠孝节义”的“节”，还有就是坚持封建教条而拼死斗争所维护的“节”，如齐、铁二女所做的是。人们在乡野经常遇到的贞节牌坊，地方志里必有的烈女传，大量幸存的文集中节母烈女志状，更多的笔记小说，所着重表扬的多是第一类，也即封建统治者所希冀的循规守矩的妇女，难得的是小说《三遂平妖传》里所写的唐赛儿，也正是朱棣眼中的“妖贼”、“妖妇”。

事过二十年，朱棣心中仍放不下建文的阴影。他深夜接见密派特使，得知建文踪迹而安心；屡屡重修太祖实录，必使天衣无缝而后已。从此事可以推知世所推重的《明实录》的“诚信度”到底如何。

明成祖朱棣作为一位以夺权手段取得与父亲朱元璋同等地位的“开国皇帝”，除了如许“恶德”之外，他的治政、治军……的表现如何？可以说他是一位有远大眼光、非凡魄力、从不游疑、明察善断、非常勤奋的统治者、政治家。

永乐元年，他就选定北京为首都；重视教育而设北京国子监；永乐四年开始建北京宫殿，即是今天的“故宫”。永乐五年决定修撰《永乐大典》；七年派郑和领兵航海，通西南夷；封海神，是为后来东亚沿海各地广祀海神之始；十三年不许呼“万岁”，同年寿陵成，是为“十三陵”中第一陵；十八年改京师为南京，称“行在所”为京师。晚年多在战争环境中，事繁不记，直至永乐二十二年七月崩于军中。可谓终身未离鞍马，其品性、事功，颇似清雍正帝。

这册残本《月表》可作明人所撰“革除”遗事的简洁读本。有旧人批校。论程济云，“从师数十年，每遇险，济辄以术脱去。乃逍遥于物外。老送归阙，还葬西山。是心之较忠、虑之较远、所全较大也。”程济是明清易代之际名剧作家李玉撰传奇《千忠戮》中与建文同为主要角色的人物。李玉是遗民，撰此剧以抒亡国之痛，是可以理解的。此剧以有名的散折在清代一直传唱不衰，直至清末、民国，其中单折《草诏》、《惨睹》（即《八阳》）成为较受欢迎的昆曲折子戏。较著名的演员是“皇第二子”（印文）袁寒云，和故清宗室“红豆馆主”。他们演唱时往往情感激动，声泪俱下，何以能取得如此效果，所谓感怀身世，“伤心人别有怀抱”，应是合理的解释。文艺作品，虽然产生于千百年前，其名作并不成为僵死的枯骨，它依旧有激动人心的强大力量，只要眼前的光景、事物，能触动人们感应的神经，就会产生不可思议作用。文学的力量就在这里，一点也不奇怪。

二○一一·十·二十九·

禅悦内外合集

山阴估人得祁氏密园藏书数十册，展转归余。承■手稿有《易测》《老子全钞》凡二种，皆手迹也。《澹生堂诗文钞》八卷四册，骏佳重订本也。《守城全书》十八卷，彪佳手稿真迹。此《禅悦合集》却只存首二卷，骏佳所著，却非手稿，前有辛亥祁熊佳序一番，时康熙十年也。可证全书钞成时日。余旧藏傅以礼藏《澹生堂别集》，节子跋言拟辑刻《山阴祁氏家集》，曾辑得《忠惠公集》十卷（彪佳旧谥“忠敏”，“忠惠”为清谥）；《锦囊集》一卷，彪佳室商景兰撰；《未焚集》一卷，彪佳女德琼撰；《紫芝轩逸稿》一卷，彪佳子班孙撰，以无力未刻，其辑本不知流落何许矣。又忠敏致同时人手札，皆钞录副本成册，今存者尚数十册，当亦收之。壬辰闰五月十二日灯下坐而跋，黄裳命小燕书。

余后又见《楞严旁训》稿本二册，亦出自寓山者，有骏佳手跋。朱墨杂下，用力甚劬。欲刊而无资，遂未寿之梨枣也。不欲得之，辄附记数语于此。壬辰七月廿七日，小燕。（此跋朱笔，与前跋俱见卷尾）

此余初见山阴祁氏书时所得，残存一二两卷。不以残本而弃之，意欲估人尽救此故书于水火也。后果得它种甚富，亦未能尽得。二十馀年前祁氏劫馀物为北京图书馆扫数取去，其残零则归之浙江图书馆。余先后皆见草目，似曾见此合集之另三册，未暇记录，不知在北抑在南也。此册久掠不归，已淡忘之矣。今忽还来，真出意外。遂记数语卷耑。季超所与往还，多清初逃禅之名僧，暇当读之并稽故事。甲子五月廿三日，黄裳。

首叶数行，骏佳手书。证以淡生堂它种季超手题可知。此殆付刻前版样，然终未刻也。又记。（以上二跋在目录后）

禅悦内外合集十卷，存卷一之二。钞稿本。山阴祁骏佳季超甫著、弟祁豸佳止祥甫、祁熊佳文载甫仝订。白口，单边。九行，二十二字。首有“辛亥夏五朔日弟熊佳敬撰并书”序。次目录。前有骏佳手书版样一叶。祁氏遭难破家后情状，记者缺然，仅过梅市旧址所作诗文小记，寥寥数首而已。中以钱唐赵氏所记为详，感情深挚，能移人情。欲求少详记乱后情状者甚少。只此书卷首熊佳小楷手书序文一首，得见大致。四十馀年兄弟患难相依，略见此序，可作山阴祁氏家难后史观，因著之于此。

余年十七八，追随季兄于曲水社，作文谈道，所交皆一时名士。二十四五，随季兄读书于化鹿山；仝究性命之旨。此时季兄直入宗乘之奥而余则步趋程朱，读书暇辄焚香冥坐蒲团，时或上下古今，不敢苟为异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