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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锟要做大总统，他用一个连兵就可以包围国会了，何必要花五千元一票去贿选呢？马君武先生曾说：曹锟肯花五千元一票去贿选，正可以使我们对于民主宪政抱乐观，因为那个国会的选举在曹锟眼里至少还值得四十万元的代价。况且有了贿选的国会，也就可以有贿不动的国会……”（胡适《政治统一的途径》，原载1934年1月21日《独立评论》第八十号，第6页）。因此，从立法上去防弊是制度的一种约束，同时舆论监督不可或缺。实际上，民主政治需要政府与人民共同来学习，从英国国会选举的历史看，也曾出现过令人莫可奈何的贿赂行为，所以才要通过改革法案（1832年），以试图制止贿选。

高阳的《八大胡同》以溥仪被冯玉祥部逼出紫禁城而收尾，从弦外之音中可以知道，在这件事情的认知上，他与当年胡适的观点基本相一致，高阳写道：“而驱溥仪出宫，并无一个适当的处置，这件事是不是做对了，当然亦大成疑问……”而当年事发当天，胡适即致函北洋政府外交总长王正廷，其中说：“我是不赞成清室保存帝号的，但清室的优待乃是一种国际的信义，条约的关系。条约可以修正；可以废止，但堂堂的民国，欺人之弱，乘人之丧，以强暴行之，这真是民国史上的一件较不名誉的事。”此函后刊于北京的《晨报》，除溥仪的英文老师庄士敦表示赞许外，有不少人指责胡适，其中包括周作人及北大好友，如李书华、李宗侗就认为“中华民国国土以内，绝对不应该有一个皇帝与中华民国同时存在。皇帝的名号不取消，就是中华民国没有完全成立，所以我们对于清帝废除帝号，迁出皇宫，是根本上绝对赞同的。这是辛亥革命应该做完的事，而现在才做完，已经迟了十三年了”。面对不同意见，胡适仍坚持自己的态度与立场，并回复说：“人各有所见，不能强同。你们两位既屡以民国为前提，我要请你们认清一个民国的要素在于容忍对方的言论自由。你们只知道‘皇帝的名号不取消，就是中华民国没有完全成立’，而不知道皇帝的名号取消了，中华民国也未必就可算完全成立。一个民国的条件多着呢！”

此言不虚，从民国至今，多少往事，往往与人们善良的愿望背道而驰，而每次结出的恶果，却很少有人对此负责。“闻道长安似弈棋，萧条异代不同时，拥兵相学干戈锐，叹息人间万事非”，这是高阳在《八大胡同》中的结束语，多少可见他内心的几多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