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变

大清帝国的乡绅与地方官员一道，形成了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为了攫取自己的较大利益，他们在公权力的护卫下，不顾中央三令五申的禁令——中央权威的沦丧是晚清政治的一大基本面，巧取豪夺，甚至不惜经常动用暴力手段，较后激化了矛盾，导致了更多的暴力抗争。既得利益集团的不知收敛、无度攫取，终于将改革引上了岔路，而当改革一旦演变成了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谁都不可能成为胜利的一方！

1910年的春节，并不是一个安乐祥和的春节。

从正月初二（2月1日）开始，大清国就几乎没有太平、和谐过。这一天，一个叫做倪映典的新军排长，利用一次小小的军民购物纠纷，在广州发动了一场小小的兵变。

在这个月随后的时间里，江苏苏州和清江浦，先后发生了兵变；河南永宁、广西永津，发生农民抗捐；吉林珲春，商人罢市，抗议设立新关征收出口税；湖北汉阳，县政府大院被来自沔阳州的数千饥民围攻；广东增城，农民攻击了福音堂；浙江瑞安，农民聚众反抗查禁烟苗；安徽庐州（今合肥），发生暴动；上海的数百名丝厂女工聚众抗议克扣工资；江苏宜兴，农民捣毁学堂及绅董住宅数十处，抗议在户口调查中搭车收费；湖北南漳，民众捣毁了警局……

这一年，恶性群体性事件发生的频度，创下了大清帝国入关定鼎以来的较高纪录。在剧烈而频繁的震荡推动下，已经266岁高龄的年迈帝国，开始了生命的倒计时……

民变的新纪录

对于境内发生的有政治诉求的群体性事件，地方官员基于讲政治的惯性，一般不敢隐瞒。而对于牵扯各种既得利益集团的基于维权的抗争，则必定是能压则压、能瞒则瞒。

帝国寿限的倒数第二年，究竟发生了多少恶性群体性事件，这可能将永远是个谜。从各种不同资料进行的统计，尽管在绝对数据上有相当差别，但在相对比例方面，都指向了同一点：这一年的恶性群体性事件，的确创下了帝国历史的新纪录。

根据李新主编的《中华民国史》，从1905年至1910年共发生民变1017起，年均169.5起，平均2.15天一起。

而张振鹤、丁原英所编的《清末民变年表》，则对1902年～1911年10年间的政府档案及《中外日报》、《汇报》、《时报》、《大公报》、《东方杂志》以及一些地方志、专著等，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搜罗统计。数据表明，这10年的恶性群体性事件发生总数为1300余起，年均130起，平均2.8天一起。其中，宣统二年（农历庚戌年，公元1910年1月31日至1911年1月30日。以下为行文方便，写为1910年）是较高峰，全年共有251起，平均1.5天一起，即3天发生2起。

当时上海的《东方杂志》则统计，1909 年所发生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有113 起、而1910年则发生了285起。

其实，所有这些，可能都只是冰山的一角。从大清特色的官僚作风推断，更多的群体性事件，在地方政府的运作之下，被压了下去，躲过了上级和媒体的视线，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如同中国其他领域的研究一样，学界惯常使用的“民变”一词，不同的研究者各有各的定义。在诸多后世研究者笔下，“民变”之民其实是与“官”对应的。在斗争史观的框架中，大多数研究者将一切反抗执政者的群体性行为，皆称为“民变”，因此，在他们的统计中，既有官军的哗变，也有饥民的暴动；既有就事论事的维权式抗争，也有号召推翻现政权的政治运动。

大致可以推断的是，对于境内发生的有政治诉求的群体性事件，尤其那些已经扯旗放炮公然暴动的，地方官员基于讲政治的惯性，一般不敢隐瞒。而对于牵扯各种既得利益集团的基于维权的抗争，则必定是能压则压、能瞒则瞒。在那些没有记录下来的群体性事件，维权事件应该是占了绝大部分。

即便在兼收并蓄的广义“民变”口径下，统计分析都清晰表明：晚清日趋频繁的群体性事件，绝大多数并不挑战现行政治制度，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无非就是维权抗争的激烈形式，甚至是流血形式而已——尽管这些事件被抱持斗争史观的学者，广泛解读为阶级斗争和阶级革命的主要成分。

《剑桥中国晚清史》认为：“二十世纪之初，秘密会社就不再对社会动乱的政治化起着不可缺少的决定性作用了……文献材料表明，所有这些动乱都是经济因素触发的，因为经济因素更加激化了先前由于各种原因造成的不满情绪。”

对恶性群体性事件的量化分析，也证实了《剑桥中国晚清史》的这一推断。

以《清末民变年表》所统计的1910年的恶性群体性事件作为样本，分析发现，在251起事件中，确定由改革引发的利益冲突的，共有195起，占78%（参见D2版图表）。而在剩余的56起中，较大宗的是未详细列明起因的“暴动”，有37起，占比14.74%，这些暴动中，当然有一些是因改革的利益冲突激化而引发；纯刑事犯罪的劫狱2起，占比0.80%；而有鲜明的政治性诉求的，仅有4起，占比1.59%（参见D2版图表）。由此可以断言，1910年所发生的恶性群体性事件，80%以上与政治诉求和刑事犯罪无关。

为改革埋单

草根阶层不甘心、也无法继续为不公平的改革埋单，成为清末恶性群体性事件频发的基本原因。

高达78%的恶性群体性事件，都与改革引发的利益冲突直接相关。这些利益冲突，按照所发生事件的数量及在全年事件中的占比，罗列如下（D2版表3）。

在表中所列8项中，抗捐是群体性事件的主流，而反户口调查、反学捐和警捐等3项，其实也是“抗捐”的一部分，只是因其明确标明了原因，而在统计时单列。因此，广义上的“抗捐”，并非43起，而应该是101起，占全年总事件的50.2%。

《东方杂志》曾发表《论近日民变之多》，将“抗捐”与“闹教”（西方传教导致的民教矛盾激化）作为引发“民变”的两大原因，而将“兵变”也等同于“抗捐”：“兵亦民也，而兵变之原有一名曰噪饷，噪饷与抗捐同理。”文章认为，造成抗捐，“致之者有三类人焉。曰政府（指中央政府），曰督抚，曰州县。”的确，造成和推动抗捐浪潮的第一“肇事人”，正是政府本身。

尽管晚清新政改革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创下中国数千年之较，甚至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也迈出了前无古人的大步伐，但大清政府却不能不面对财政枯竭这“肾亏”问题。

大清财政两袖“清”风，中央能做的，便只有给政策、开口子、依赖各地自筹自支，允许地方“因地制宜”地将改革成本转换为各种捐税。地方政府和贪官污吏趁机搭车收费，“朝廷责之酷吏，酷吏责之有司，有司不取之百姓，将于何取之”，“所有柴、米、纸张、杂粮、菜蔬等项，凡民间所用，几乎无物不捐”，形成了改革越深入、苛捐杂税越多的恶性循环。

早在1904年11月底，光绪皇帝就发布了一道圣旨，对改革造成的苛捐杂税极为担忧。这份较高指示的尺度相当大、言辞相当尖锐，基本点出了改革中的弊端：

“从来立国之道，惟在保民。近年以来民力已极凋敝，加以各省摊派赔款，益复不支。剜肉补疮，生计日蹙。深宫惓怀，常切疚心。

“兹特明白宣示，所有各省派捐等款，除有大宗收数者，姑准照办外其余巧立名目及苛细私捐，即概行禁止。凡地方应办要政，仍当次第推行，一切学堂工艺，有关教养之事，但当官为剀切劝导，应由绅民自行筹办，不准藉端抽派，致滋苛扰。”

根据这份圣旨，各地改革应当量力而行，改革经费的筹措，必须秉持绅民自愿的原则，不得强行摊派。但是，在改革的大跃进中，煌煌天语早被官场漠视，毫无作用。

梁启超说：“教育之费取诸民也，警察之费取之民也，练兵之费取之民也，地方自治之费取之民也。甚至振兴实业，所以为民阔维持生计者，而亦徒取之民也。民之所输者十，而因之所得者二三，此十之七八者，其大半皆经由官吏疆臣之手，展转衔接，捆戴而致诸辇下矣。”

1909年，御史赵炳麟列举了各省开办新政所需费用：“司法一项约费百万，教育一项约费百万，巡警一项大省约费三百万、小省尚需二百万。单此三项计之， 各省每年平添四五百万的开支。”所有这些改革成本，都是通过摊派，从小民头上强征而来，苛捐杂税其实正是大清改革的推进剂，如何停得下来？

当时的《国风报》，对这种“劫贫济富”感慨道：“各国租税，务稍重富民负担，而减轻贫民负担者。我国乃相反，惟敲削贫民，诛求到骨，而富者反毫无所出。”

1910年的《广东省财政说明书》，就记载了琳琅满目的捐税名目。广东捐税共分正、杂、零星三大类：

正捐包括房捐、膏店牌费、屠捐、酒瓶牌、缉捕经费、保良公司妓捐、轮拖渡饷、吉庆公所戏捐、庙捐警费、琼州府商捐、小店押饷捐、硝磺捐、东洋马车捐、洁净警费；

杂捐包括木排捐、鱼捐、糖捐、米捐、秤捐、柴炭捐、麻纱布捐、花炮捐、人力车捐等；

零星杂捐有纸簿捐、鸡鸭蛋捐、当商照费、税契带捐、桂捐、金花票捐、鱼盐捐、花车捐、萝卜捐、花生捐、靛青捐、肥料捐、石灰捐、呈戳捐、烟丝捐、爆竹捐、米箩捐、瓦窑捐、呈词捐、松枝捐、石炭石灰捐、毛鬃报效等。

而且，在某种捐税之下，还有各种子目。如保良公司妓捐之内，有花楼及艳芳楼警费、南词班警费、花楼房捐警费、酒楼警费、花酒艇警费、宴花筵艇警费等；房捐之内，有巡警总局费、警务公所费、满洲八旗巡警局费、汉军八旗巡警费等……

这些，还只是“公账”，如果再要加上各级官吏的“搭便车”行为，无论造铁路、办学堂还是查户口，都成为敛财的工具，“加赋增捐，络绎不绝，卒之无毫发之成效，惟是一般趋利速化之官吏，坐充其私囊而已”。民众从改革中，往往是未见其利，已蒙其害，他们成为改革成本的承受者，却不是改革利益的享受者。如此改革，也就势必招致民众的反感、反对乃至反抗。

美国学者周锡瑞（Joseph W. Esherick）强调，晚清的新政改革只是有利于上层社会，而担负新政捐税的是中国比较贫困的阶级，“以前不办新政，百姓尚可安身，今办自治巡警学堂，无一不在百姓身上设法”，“